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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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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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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析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1日

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淡薄,对于传统文化的践行也不足,这些问题呼唤我们关注并加强对大学生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我们需要从教育内容、教育实践、教育环境、教育制度和机制建设等方面来入手,寻找工作的着力点,提升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际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是涵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力量源泉。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I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现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崇尚人际和合、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伦理文化,涵盖着许多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生存智慧,是我们构筑现代精神文明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丢弃和遗忘。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为大学生带来了不同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第二文化空间”,外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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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大学生身上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阻碍,目前在大学生中存在疏离传统文化的现象。

(一)传统文化认知不足目前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状况不容乐观。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几所高校开展了关于“当代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

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足、了解程度不高。《中国教育在线》的调查结果显示,50%的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兴趣,20%的大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20%是中间派,仅有10%的大学生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为自豪。据《文汇报》的调查,应用型书籍占据了大学生课外阅读时间的一半以上,娱乐休闲类书籍在大学校园同样也很受欢迎。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生对于古代经、史、子、集的鲜少阅读,能完整背出一些着名古诗词并正确回答出作者的人更是越来越少,在《新闻周刊》的调查中,有79%的受访者对于传统文化着作“偶尔翻阅”,13%的受访者“敬而远之”,表示“深恶痛绝”者有2%,只有6%的受访者说“爱不释手”。同时,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很少涉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

(二)传统伦理道德淡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质体现在“德”、“善”、“和”三方面。“德”指人的本性、品德。“善”指好的行为、品质,是内在德性主导下的外在良好行为。

“和”指相安,谐调,“君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和”的概念体现了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共生、长远发展。三个方面综合,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然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优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当今大学生中日渐式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严重、诚信缺失、自制力差、道德实践不足等问题,可以说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和意识十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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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文化践行危机在一项调查中显示,47%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圣诞节一类的西方节日比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更加重要。唷一部分大学生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甚至不假思考地全盘接受,崇尚美国大片、韩剧、13本动漫、洋快餐甚至是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对多元文化的批判分析能力。另外,大学生中还存在一些道德失范的行为,比如考试作弊、学术不端等等,也体现出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践行不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践行不足最终会导致社会范围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

导致大学生疏离传统文化的原因,一是历史上对传统文化认识和继承的种种失误导致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断层;二是外来文化涌人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冲击冲淡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三是当今高等教育过分重视专业技能而忽视学生的文化素质,导致传统文化教育遭遇冷落;四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教育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塑造和维系大学生对传统优秀文化认同的需要,环境的变迁、教育体系的乏力、榜样的示范力量与教育者人格力量的削弱,使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

二、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曾说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嘲从《离骚》,到《正气歌》;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之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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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韩愈,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顾炎武,这些仁人志士的慷慨言行无不表明爱国是一种意识、一种觉悟、一种责任、一种行动。当前,我们需要借助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力量,在大学生中开展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培养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树立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坚定信念,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二)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沉淀、流传下来,有益于后代的优秀道德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魂”。道德教育一旦离开本民族文化的根,就会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孑L子日:“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德经》中说人生者,珍贵在生,然而只有“道生之,德蓄之”才能使得生而美,真而美,美而善 。从儒家经典着作中集中体现的“仁、义、礼、智、信”到张岱年总结出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即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美德为我们指明了完善人格和道德品质,促进个人健康发展的路径。叫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顽强意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威武气节,“万众一心”、“共渡时艰”的团结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等等,无一不是锻造青年大学生思想作风和意志品质的文化养料。

(三)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崇高的理想信念《大学》中提出了人生修养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同时指出,“修身”不是“独善其身”,修己与“敬”、“安人”、“百姓”密切相关,“修身”就是要达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此外,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不懈进取的人生态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气度,最终到达“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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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大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远大的人生信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大学生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生命的智慧和生存的勇气。优秀传统文化为理想信念教育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也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信念做出了有益补充。

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地成长和成才。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忱、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消解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文化育人的真正体现,才是高等教育工作的真正落实,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传承。

三、完善和拓宽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树人”,就是要让大学生能在彼此生成的“友爱、诚信、守法”舆论氛围中,求真、向善、爱美,知羞、知耻、知丑,且真正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何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教育资源达到“树人”的目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工作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从教育内容、教育实践、教育环境、教育制度和机制建设等几个方面来人手,寻找工作的着力点,提升教育的实际效果。

(一)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针对性,重点加强诚信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感恩教育现在大学生中存在很多有悖诚信的现象,比如考试作弊、论文剽窃、简历伪造等现象比较严重,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十分淡薄。“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成功之源,“言必信,行必果”是取得信任的前提,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列为“五常”之一。可以说,诚实守信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人一旦失信,也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原则。所以,我们要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注重学生养成教育,养成真诚做人、认真做事的习惯,加强学生的自身修养,从失信惩罚机制和个人诚信管理机制人手,为诚信建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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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表现与学生评价相挂钩。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统称,是民族心理特征、文化观念和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升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精神的表述不胜枚举,我们要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其次,要培养大学生群体团结进取、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把个人目标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将自己的理想抱负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为,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感恩图报,当有激于哀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恩、感恩父母、感恩他人、感恩社会一直是传统文化中基本的道德立场。然而,这种美德却在大学生中被逐渐淡忘和漠视。破坏自然,轻视生命,缺乏孝心,缺乏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关于感恩精神的表达,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让他们感恩自然、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社会,进而培养一种“仁者爱人”的大爱情怀和精神素养。“仁爱”是一种“利人即为,不利人则止”的利他精神,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宽容精神,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包括热爱人、尊重人、同情人、帮助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前提倡培养学生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促进大学生自身和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大学生主要是通过教师课堂讲授这一方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高校教育要发挥课堂教学优势,让学生系统、准确、深入地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高校可以针对不同专业开设不同程度的课程,比如在理工类专业学生中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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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必修课程,开设古典诗词赏析、古典名着选读、古典音乐鉴赏、古典绘画艺术欣赏等选修课。

(二)坚持知识、情感、行为的有机统一,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朱熹说:“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苟子说,“学至于行而后止”。可见,学习的过程不能只止于获取知识而应该最终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之上。社会实践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高校必须重视大学生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的长期开展。一是要把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规定学时学分,对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提出时间和任务要求;二是要划拨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专项经费;三是要建立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

高校应拓宽渠道和平台,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加强与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单位、少数民族村寨等的联系,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大学生到教育实践基地开展活动,通过亲身参与实践活动,加强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升华为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情感,并最终落实到个人对于优秀文化的日常践行之上。教师要加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紧扣活动主题和学校自身特色,努力打造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特色品牌。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把说服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变宣传教育为灵活多样的体验教育,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新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三)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校园文化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校园文化可以通过营造一个育人的环境和氛围来达到育人的目的。一方面,高校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作为载体,把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渗透到学校的校园建筑、教学设施和各种人文景观当中,大力打造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校园网络、电视台、校报、学生社团刊物等传媒手段,在学生中广泛地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校园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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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使校园处处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韵味。需要强调的是,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环境,占领网上阵地,扩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受众面,增强教育的互动陛,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和新颖。

高校还应大力开展和组织好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比如举办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报告会,通过征文、演讲、讨论、辩论赛、知识竞赛、文化沙龙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并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践行。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教育机制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才能最终保证教育的实效性。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要建立健全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导责任制度和教育工作实施计划及方案,形成科层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保证教育的顺利开展。学校党政领导要关心、重视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宣传部、学工处、校团委、教务处等部门要齐心合力开展工作。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制度、专项经费使用制度和实践活动基地建设制度等,从各方面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机制建设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评估机制等,以保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长效机制的运行。要设置具体的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考核指标,对教育工作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激励,激发广大师生积极主动参与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结合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和活动情况,学校应每年开展各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活动,对工作学习积极主动、成绩突出的个人、集体给予表彰奖励。

高校还应高度重视教学评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教学满意度测评,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课程学习和活动参与的具体表现进行严格考评,纳入大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体系,与大学生奖学金评定、评优评先等挂钩。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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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而大学生作为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就必须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精华于一体,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并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创新中繁荣。 文化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传承与创新并举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育人的最终目标。京都名师论文中心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最顶级的论文工作平台,致力于为全国各类客户提供论文指导、发表论文服务,以提供高品质硕博论文服务为己任,是全国唯一一家依托北京各大高校学术资源、设置在北京大学校内的论文发表服务机构。一直以来,京都名师论文网致力于对高品质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答辩ppt的传承与传播,对中国高品质原创论文事业的推动,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

儒家和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兼容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关键词】儒学 传统文化 和谐 思想 精神文明 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

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

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三、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阅读了叶金宝的《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后,清楚的了解到通过对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体精神、思维途径、认识方法、工具意识等层面的考察,回答和谐究竟是什么、和谐如何可能、和谐如何实现等基本理论问题,对和谐理论的建构进行初步探索。 书中对“和谐”的深层辨析,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独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入体会可以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四、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中对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与规范”的深入讲解,可以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1、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 。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

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2、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行“仁政”、修“文德”。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决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会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说侵占其它国领土。所以,中国的崛起只会壮大国际社会上的和平力量。

3、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诚”、“敬”、“信 ” 。

儒家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对国民自身进行修身的伦理道德教育。在此问题上,儒家强调“诚”“敬”“信 ”的和平修身信条,并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对于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诚即真实无妄,敬即主一无适,信即真诚忠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诚、敬、信,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敬”“信”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民众自古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它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会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参考文献:

[1]叶金宝.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M.].广东人民出版社.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3]李斌.儒家的人生哲学与理想人格[M].2004.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重要启示

一个多月的《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结束了,仔细回想一下,感觉自己在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认识上不知不觉中已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老师细致的讲解每次都让我沉醉于传统文化的“酒香”之中;图文并茂的授课风格不仅让我对一些文化知识有了了解,而且通过珍贵的图片更加激发了我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最重要的是我从学习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

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从古至今,她无时无刻都影响着中华儿女,激励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现在,她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同样深远,引导、激励、熏陶了一代代人,尤其在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团结和谐等方面给与了大学生深刻的启示。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变得更加有远见、有希望,更加敢于成就自我、突破自我、完善自我。

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是做人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要,要求我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在传统文化里,荀子留有“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的告诫、韩非留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忠言、明代顾炎武也有“生来一诺比黄金,那肯风尘负此心”的劝说,如此关于诚信之学不胜枚举。

从这些古人对诚信的坚持中,可见古人对诚信是很重视的。然而,不知什么时候,诚信却成为了中国社会一种稀缺资源。在现代社会里,曾经备受先辈们推崇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诚信问题成为了现代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现代大学生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大学校园里,考试作弊、欺骗老师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已使校园这片净土一度出现了“诚信”危机。

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残酷性,部分大学生变得日益“现实”;功力主义强调眼前的物质利益,这也容易使部分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择业动机和入党动机蒙上了功力主义色彩。

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当深刻反省,充分认识到当今社会的弊端,更明确地认识到何为诚信及其重要性。

艰苦奋斗

我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丰富的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不要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艰苦奋斗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今它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又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然而,现在部分大学生的节约意识非常淡薄,相当部分的大学生生活和消费水平过高,花钱无节制。虽然大学生的消费存在一些问题有家长的纵容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大学生普遍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个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民族是难以自理自强的,因此,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培养勤俭节约的美德。唯有如此,才能培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才能在今后坦然面对各种挑战,勇往直前,磨练成长。

团结和谐

在古代,孔子的儒家学派主张“以人为本”,希望社会和谐稳定。在现代社会中,团结和谐是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也从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等角度深含了对培养大学生和谐合作精神的殷切期望。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始终无法平静,打架斗殴现象时有发生,更加令国人失望的是,像“我爸是李刚”如此的恶劣事件的主角也竟是在校大学生!除此之外,大学生作出的一些不良之举实在令社会反感。

中国的大学生到底怎么了?我经常这样思考,当总是想不通,为何道德会如此缺失?我想,环境的确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为何人却不随之进步反而倒退呢?我希望大学生能够从我们的传统精髓里寻找生命的归宿,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要明白团结发展方能促进民族进步,和谐友好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同传统文化知识的汪洋一样深不可测,她对我们当代大学生的重要启示绝不仅仅限于此。我们的文化里不只有恢弘气派的建筑,不只有精彩绝伦的书法绘画艺术,也不只有经久不衰的唐诗宋词。。。。。。其实,她有许许多多值得传承的珍贵精神,而现状却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我们渐渐淡忘了老祖宗们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可悲可叹!我多么希望当代大学生能够淡定,不要被现代生活的奢靡蒙住了

双眼,好好挖掘沉淀了数千年的精华吧。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我们必须学会自立自强,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去发展壮大我们的民族力量,而传统文化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发展需要的丰富资源。

论文中国传统文化

论苗人的巫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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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苗人的巫蛊信仰

摘 要:一直以来,对于蛊这个话题,很少人愿意提及,一来是对于蛊自身的恐惧性,二来是谈蛊也只是满足人们好奇心,谈不出什么来。对于蛊是否存在,当今也不乏有学者去研究。有学者把苗人认为有蛊的存在看成是他们的一种信仰,我很同意这个看法,那些关于蛊的故事、传说无非就是苗人或其他人利用蛊这个介质编织出一出出常人无法理解的、奇异、怪诞的戏码,虽说想象源于生活,但想象也高于生活,而且这个想象更是与实际生活沾不上亲,更带不上故。所以,在这里,我将从巫蛊起源、巫蛊信仰,巫蛊故事,巫蛊想象的社会原因四个大方面来阐述。

关键字:苗人 巫蛊 信仰 社会原因

中国民间,有一个口头语叫“整蛊”,是用来形容遭到别人无端的作弄或伤害。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一种神秘巫术,以云南苗疆最盛,也最神奇和负有盛名。据说中了蛊术,就必须听命于放蛊人的差遣,并定期回到苗疆,服用特制的解蛊药,续命一年。年年如此,直到死亡。也只有放蛊者帮你拔除蛊毒,才有可能摆脱蛊毒的残害。

对于传统苗人社会,人们常常谈蛊色变,无论是信或不信的人,谈及蛊,心里隐约都有一丝恐惧。“蛊”在湖北、湘西曾经闹得非常厉害,谈蛊色变。文人、学士交相传述,笔之翰籍,也俨然以为有其事,一部分的医药家,也以其为真,记下一些治蛊之法。

所谓的蛊和放蛊方式到底是什么,除了代代相传的说法,谁也没见过,但却根深蒂固的留在人心。苗族几乎全民族都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蝎蛊、蚂蚁蛊等各种毒虫蛊。单看这些字眼,我们就会打一个寒战,但是怕归怕,在我的思想里,是不会相信蛊的存在。

一、巫蛊起源

巫蛊是黑巫术的一种,而黑巫术又是巫术的一种。黑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其影响至今不衰,发展演化为形形色色的接触巫术、感应巫术和语言巫术。

巫术在原始文化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原始人类通过这种幻化的方式,来处理与自然、社会以及其他人的矛盾。以祈福、求吉、禳灾为目的的巫术称为“白巫术”(或吉巫术),以伤害别人为目的的巫术称为“黑巫术”,即通过放蛊、诅咒、秘密仪式、书符画篆等方式,达到谋杀、施瘟、迷惑、役使、嫁祸等目的,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害。动机是“黑”的(心黑),手段是“黑”的(秘术、暗器),故冠之以“黑”字,以示其为“邪门黑道”之术。 关于蛊的来源,各族民间都有自己的说法。苗族传说,最初蛇从十二个蛋出生时割的脐带,丢在水井边,姑娘们去挑水时见到,不知是何怪物,就用跳水扁担戳。这一戳,蛊便从扁担尖爬上来,潜入姑娘血液里。所以,苗族认为,只有女人才有蛊。《黔书•苗俗》释“蛊”曰:“从虫从皿,虫之藏于器者也。器有虫,则必敝,故欲干之,其为害不易知。故又称虫蛊。”

二、巫蛊信仰

苗人社会确实存在着自己的巫蛊信仰和巫蛊指控,只是不容易被外人所了解。因为人们一般不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蛊女的命运》讲述了一个美丽的苗族少女因为被诬为蛊女,人们畏而远之,没有朋友,没有人追求。最后不得不与一位麻子(苗人认为这是很大的身体缺陷)结婚。但如果你要问明,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若在一个村寨住久了,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妇女,人们见了就会远远避开,路上遇到了就选择绕道而行,碰面也不会说话的。也许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只因一个“蛊”字就会改变其一生。更别提一个村寨被认为有蛊后的荒谬生活。时至今日,某些山村里的苗家人还迷信蛊和祖传鬼。一些苗族青年男女就因为出生于有蛊和祖传鬼的之家,三十老几了都未

能婚配,从而造成了许多人生的不幸,这促使我对这个人们十分敏感的问题的思考。

有调查显示,雷山县掌批村也发现有蛊的信仰的存在,那里的人也都认为有蛊现象存在。村民们虽然认为本村中有放蛊的人家,只是在心里相互心照不宣,大家都不敢当然也不愿意与这些人家一起吃饭,有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心里通常也是很害怕的。人们不仅普遍认为有蛊存在,而且对于什么是蛊的问题,除了认为有毒药,喜欢给别人下毒以外,还有神秘的色彩,认为在一起吃饭,有蛊的人只要心中想让谁中蛊,谁就会中。

他们相信蛊的存在,就自然也相信养蛊者的存在,那么什么人最容易被指控成养蛊之人呢?有研究蛊的学者说,那些房族小,社会关系差,声誉不好,迁居而来的人在苗人社会容易成为巫蛊指控的牺牲品。他们一般缺乏反击谣言的能力和条件。其中,一些人则沦为备受排斥、指控的对象,并代代相传。

不过关于放蛊的方法,一般传言会说利用酒食下蛊,也有人说通过说话下蛊,更有甚者说是通过眼睛也可以下蛊。另外还有传说认为有蛊的人在家里,什么都不需要就能让无辜者中毒。这些无理无椐的、奇异的放蛊方法,恰恰暴露了苗人社会的巫蛊传说也不过是人们对于他者的巫术想象和恶意指控。

巫蛊信仰是苗族传统社会的主要信仰形式,它的影响在苗族社会中至为深远。

三、苗人社会的巫蛊故事

所谓故事,那自然不可信,听听看看也到还可以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但为什么只是故事,就能把一些人吓到,从而对其产生了一种敏感的恐惧。尚且不论它的真与假,先来看看这些奇异故事,你在做决定也不迟。

有一家的一个媳妇,做饭特别香,姑嫂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放够了盐做出来的饭也没有她做的香呢?也没有看到她怎么放油在菜里?于是为了弄清原因,白天她们假装外出做工,其实悄悄的躲在楼上看究竟。结果发现,这个媳妇做饭时,根本没有放油,而是有蛇在锅里游动,姑嫂们质问:“你在做什么?”她们很生气的就用木棍戳死了蛇,媳妇也死了。这个故事大概源于邝露《赤雅》中“蛊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的说法。

还有一则,有一家的老婆婆有蛊,她的床下埋着一个罐子,里面有蛇,蛤蟆。有一天,媳妇帮她收拾床时,发现了这些东西。她也没有伸张,第二天,趁婆婆和丈夫出去时,自己烧了一锅开水,到进罐子里,把蛇和蛤蟆都烫死了。 不一会儿,婆婆回家来了,说是不舒服,径直爬上楼梯,刚躺在床上就死了。这则故事是干宝在《搜神记》中荥阳郡巫蛊故事的翻版。

这些巫蛊故事虽然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还是有许多传统苗人把她们视作真实的事件,并坚信有蛊人家的存在。那对于我而言呢,这两个故事也不过是源于史书记载,有句话不是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吗!相信与否,我暂且持保留态度。

最近,听我一个苗族同学说起她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她小学时忒调皮,经常买一个老太太卖的瓜子吃,但每一次总要多抓一点。有一天,她突然肚子痛,还拉肚子,就去医院开药吃,也不见好转,她外婆就问她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对着她乱说话,或者说是触碰到,她就回想起前几天在买瓜子的时候,被这个老太太用手指掐了一下。她外婆立即去找来那个老太太,那个来了后,就用红线绑在三个水煮蛋上,并用针尖刺了一下自己的手指,滴一滴血在红线上,然后把鸡蛋放在她的肚子上滚来滚去,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也奇怪,鸡蛋滚完不久,她肚子就不痛了。她外婆跟她说,她被这个老太太下蛊了。鸡蛋剥开后,蛋黄中心如同有虫吃过。听她讲完后,我就说了一句,“这事也忒玄乎了吧!估计是医院的药起到作用了。”

这些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如果不是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很难去相信的。

四、巫蛊想象的社会原因

(一)苗人社会的巫蛊想象与婚姻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普通人家忌讳与有蛊、有鬼

及麻风病的人家开亲,形成了相关的婚姻禁忌。所谓蛊的问题是决定婚姻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由于人们都相信有的人家有蛊,姑娘出嫁和儿子娶亲前都要进行调查。这种婚姻禁忌存在范围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也“普及”了巫蛊信仰。

(二)蛊往往与疾病原因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实的疾病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疾病并不是造成巫蛊想象的直接原因。在传统苗人社会里,嘴巴起泡、皮肤发痒、咳嗽带血等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中蛊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对于其中一些简单原因的苗人的愚昧无知,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将原因归结为被人放蛊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

(三)社会中紧张的人际关系是巫蛊想象的直接原因。有学者描述过一个这样的现象,一个部落人被倒下的枯树击中,他清楚是由于白蚁的啃食使枯树倒下,但是对于为什么枯树击中的是他而不是别人的问题,部落人最终将原因归结为有人对他实施巫术侵害。

巫蛊信仰在苗人社会的长期存在可能和以下三个思想因素有关:

第一:苗人社会的鬼神信仰。鬼神观念不可能从苗人社会的宗教信仰系统中清除。在教育和文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鬼神观念只是淡薄一些罢了,但绝不会从苗人思想的深处消失。

第二:苗人信鬼神,更为崇拜祖先。在多个喜庆节日里,都要奉献酒神祭祖。不同地区的祭祖方式略有差异,共同的是对祖先的崇敬。苗人绝不会怠慢祖宗。一位苗人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只要子孙们时时不忘祖宗恩德,有好事不忘祭奠他们,他们就会给子孙赐福,满足子孙们的愿望。与有蛊人结合,就会被逐出本族,灵魂回不到祖先那里去。对于祖先的敬畏使得对于有蛊之家的婚姻封锁迟迟不能接触,这使得巫蛊信仰还有支撑其存在的民间制度。

第三、苗人淳朴善良,嫉恨邪恶的观念。苗人的民间故事反映出苗族人民对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等嫉恶如仇的性格。由于认为有蛊人家贪得无厌,残害无辜苗人社会对有蛊人家都比较仇视和冷漠。不知不觉中善良的人们对他人造成了伤害。

参考文献

[1] 陆群. 苗族延续至今的万物有灵信仰及原因剖析. 贵州民族研究,2002,(4).

[2] 吕养正. 苗疆巫蛊蠡探. 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3] 叶谭.遭诬的“蛊妇”.民间文化,1999,(3).

[4] 谭新民.“放蛊”真相略考.贵州文史丛刊,1994,(3).

[5] 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

儒家和谐思想

胡祝昌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兼容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关键词】儒学 传统文化 和谐 思想 精神文明 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

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三、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阅读了叶金宝的《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后,清楚的了解到通过对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体精神、思维途径、认识方法、工具意识等层面的考察,回答和谐究竟是什么、和谐如何可能、和谐如何实现等基本理论问题,对和谐理论的建构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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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和谐”的深层辨析,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独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 3

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入体会可以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四、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中对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与规范”的深入讲解,可以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1、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 。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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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行“仁政”、修“文德”。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决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会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说侵占其它国领土。所以,中国的崛起只会壮大国际社会上的和平力量。

3、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诚”、“敬”、“信 ” 。

儒家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对国民自身进行修身的伦理道德教育。在此问题上,儒家强调“诚”“敬”“信 ”的和平修身信条,并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对于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诚即真实无妄,敬即主一无适,信即真诚忠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诚、敬、信,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敬”“信”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民众自古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它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会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参考文献:

[1]叶金宝.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M.].广东人民出版社.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3]李斌.儒家的人生哲学与理想人格[M].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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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论文2

儒家和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兼容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关键词】儒学 传统文化 和谐 思想 精神文明 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

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

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三、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阅读了叶金宝的《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后,清楚的了解到通过对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体精神、思维途径、认识方法、工具意识等层面的考察,回答和谐究竟是什么、和谐如何可能、和谐如何实现等基本理论问题,对和谐理论的建构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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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和谐”的深层辨析,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独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 3

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入体会可以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四、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书中对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与规范”的深入讲解,可以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1、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 。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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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行“仁政”、修“文德”。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决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会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说侵占其它国领土。所以,中国的崛起只会壮大国际社会上的和平力量。

3、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诚”、“敬”、“信 ” 。

儒家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对国民自身进行修身的伦理道德教育。在此问题上,儒家强调“诚”“敬”“信 ”的和平修身信条,并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对于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诚即真实无妄,敬即主一无适,信即真诚忠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诚、敬、信,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敬”“信”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民众自古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它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合理地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将会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参考文献:

[1]叶金宝. 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M.].广东人民出版社.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3]李斌.儒家的人生哲学与理想人格[M].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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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要略结课论文

姓名:王兆青

学号:200904331

班级:09级英本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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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论文

义不容辞的责任

——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摘要:随着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所谓现代化新思想的冲击,已被许多人所忽略。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值得所有人为之着迷,值得所有人将其奉为人生的指明灯。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义不容辞

引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特有的风貌和特征,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的传统文化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生个世界近代化的大趋势下明显落后。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其继续传承下去。

随着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所谓现代化新思想的冲击,已被许多人所忽略。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20世纪初二十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入学在青年中更是失去了权威。到了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许多人心中已经背离了学术的轨道而意识形态化,从而背离了某些学者热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如今的新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已俨然成了古老、迂腐、落后的象征,他们不懂中国文化,更不会学习中国文化,因而无法体会其中含义深远的精髓。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在他的《传统与现代》一书中提到:“我自己作为参与了90年代以‘国学’为名的几种活动的学者,对中国是否有一个‘国学热’,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基于对70年以来文化激进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有深入了解,并对今年商业大潮对人心的搅动有显示感受,我根本不认为目前在实质上会有多少人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内在的兴趣,或中国文化在知识界的研究与关怀中真正热乎起来。”[1]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值得所有人为之着迷,值得所有人将其奉为人生的指明灯。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对文化的认识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三部分组成。并非所有的在历史

上出现的文化都可以称为“传统文化”。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长期积淀下来、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可以称作“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自然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成就。中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当今世界,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的文化。”因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继承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遗产,求刚健昂扬、豪迈博大的人生境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文化。借用了现代科学的发现,把宇宙的本质、宇宙的形成、发展变化、成熟、衰老与死亡、宇宙的归宿,人的本质、人的过去和未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类社会的本质、归宿等,都明明白白地告诉给了人类。与一般的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在于它不但从哲学的角度上、也从科学的角度上揭示了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了儒学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哲学形态,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等。[2]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他开办教育,以经世济民之志游说诸侯各国,以其人格魅力和感召力浇注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从天子到平民,从古代到现代,凡是讲论六经道义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做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仁”的思想在孔子思想结构中是核心部分。一般认为“爱人”是“仁”的主旨,所谓“爱人”,积极地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正》),消极地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忠恕”这个“一贯之道”。“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它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孔子恭、宽、敏、惠等的“仁”这一伦理思想,可以涵盖一切善良的品行。他提出的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都从属于“仁”。其次,孔子提出了“仁者安仁”的思想,“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即道德不仅要靠意志,也需有情感。[2]

从个人来看,儒家崇尚个人生命的道德价值。中国人重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重世俗人道而轻宗教神道,遵循适中不偏的中庸之道,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中国人做人处世的信念有着重要影响,更是指引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从而使人类社会更好、更和谐地发展的重要指明灯。

从国家来讲,儒家思想提倡德治,重视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政治上

追求国家的“大一统”,反对分裂局面。在统治方面注重制礼作乐,推行仁义礼教,崇尚贤者的人治德政。这正是如今许多国家所追求的和谐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是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相对于中国过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现代价值,不但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著名的文化学家梁漱溟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面进行了几点比较:一是西洋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硬性的、机械的,中国社会在人和人的关系是软性的、活动的。二是西洋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常见彼此相对之势,中国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常见彼此想与之情。三是西洋社会生活中讲法不讲情,中国社会生活中喜欢斟酌情理情面,而纪律不足。四是维持西洋人群秩序的是国家法律,大事小事都要诉之法律,维持中国人群秩序的是社会礼俗,许多事都在社会中自己照礼俗解决。五是“争”是西洋人的精神,“让”是中国人的精神。六是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为出发点,中国人是关系本位,而以对方为主。[3]

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既要从对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的比较来认识,同时也要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的基本社会特征来认识,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学习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使人类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亲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即使是陌生人,相互之间的友爱、谦让、互助也是十分重要的,更可以使人们明白,人际关系建立的心理起点是“信任”与“和谐”。同样,人们也可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了解到,整体关系有利于促进人际合作,改善人际关系,减少人际冲突,使群体有较强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使得人们的激进功利主义越来越不可收拾。无疑,功利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推进力之一,但是,功利主义有它自己适用的范围,特别是经济领域。然而,即使在经济领域,纯粹的功利主义也会造成冲突而成为阻碍。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上更应该排除狭隘功利主义。因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获得平和、宽容、恭谦的待人处世态度,是现今社会人人急需做的事情,更是解决现今社会紧张的人际关系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其继续传承下去,

是每个现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2] 刘金同,马良洪,高玉婷,段全林.中国传统文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

社.2009.10

[3] 彭付芝.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3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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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卷 第 1 9 期 

20 年 1   07 月

湘 潭师 范学 院学 报 ( 会 科学版 ) 社   Jun l f i ga  oma U i ri ( o a S i c  d i ) o ra o  a tnN r l n esy S a J c neE i n    Xn   v t   e t o

Vo.2   I 9No.  1

J n.2 07 a Or  

论 中国传 统 文 化 的“   中"

柳 飒 

( 东商学 院 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 广 广东 广州 502) 130 

摘 要 : 中” 中国传统伦理 哲学的一个 重要命 题。它起 源于西周 时期“ “ 是 中罚” 的法律观, 儒家学派将 它由“ 至德” 提升  到“ 天下之大本”并随着历史的积淀, , 逐步演进为 中国民族精神 的一部分。研究“ 是 因为传 统文化决定 着法律 思想 的公  中” 平观 、 正义观 、 价值观 , 法律思想也总是通过各种概念 、 命题和原理 , 最终归复到 文化准则 的 证。 论   关键词 : 中罚 ; 中; 中庸; 文化  中图分类号 :8 0   I 2— 2 ]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09— 4 220 }1 0 1 0  10 48 (070 — 00— 3

“ 义辨析  中”

“ 是 中国哲学 史上 的一个 重要命 题 , 中国传统 文  中” 是 化特有 的一个 聚焦点, 要全面研 究“ ” 中国文 化 中的意  中 在

义, 首先得从“ 字本身的含义开始。 中”   汉代的许慎 在《 说文解字》 里把 “ 归属于 I , “ , 中” 部 说 中 

而也。从 口, , I上下通” 。宋徐铉 注它 的音 是 “ 弓切 ” 跟  陟 , 今音差不多 。“ , 中 而也 ” 有点莫 名其 妙 , 玉裁 注说宋 本  , 段 或作“ , 肉” 应校定为 “ 。陈 昌治改刻 孙 星衍所 覆宋本 也  内” 是 作“ 内也”  中, 。

朱骏声 《 说文通训定 声》 日本人高 田忠周 《 籀 篇》 , 古 等  到对 中的释义都采用 “ 和也” 中, 的说法 , 本《 文》 徐谐 说 亦作  “ , 也” 中 和 。意为“ 道不偏倚 ”  。 “ 字 的第 三种 普 通 性解 释 为 “ 箭 中靶 ” 中” 射 。朱 骏 声  《 文通训定声 》 说 便说 “ 的原义是 “ 著正 ”就是 箭矢 中 中” 矢 ,   的。林义光 的《 文源》 也说 “ 的本 义 当为射 中“ 之 中。 中” 的”   高享也说 “ 中乃射箭 中 ‘ 之 中 , 的’ 象矢贯 的之形 ” 。郭 沫  … 若 是同意这 种解 释的 : 此是 中 ‘ ’ 中, 意, “ 的 之 会 中直象矢 ,  

腰 环象 ‘ 的 2”  J。

文字典采用“ 帜” 旗 之说 。   “ 字 甲金文 中部 多作 圆或椭 圆之o , 也有学 者认  中” 但 定“

字从 口之说 , 玉裁 在注《 中” 段 说文 》 用” 时便 说 “ “ 字 按  ‘ 字含意之0 , 中’ 必当从 口 , 音围。从 口 , 释为“ 四方端  ” 便 象 正之形 , 从一 贯 其 中 , 指事 。高怀 民承 此 说 法 , “ 字  ” 说 中” “ 中间之 四方形读 ‘ , 围’象征~地 城 , 一直画 于其 中 , 代  表治国者应持 比不偏 不倚之 ‘ 中正 ’ 之道 行事 , 唯有 行 ‘ 中  正’ 之道的人才能有土有 民, 得有拥护之者 。中问之一 直画  更有深义 。 其通贯上 下 , 代表天 道与 人道思 想相 通 , 国者  治 与被治者意见相通 , 父母与子女意见相通 , 个人则 为思想与  行为相贯通 , 而放诸 治 天下 , 而至 于 一言 一行 。何谓  大 小 ‘ ’即此之谓” 中 , 。此说法疑点是颇多的。   《 说文解字》 还指 出中有“ 的概念:古文天以午为  时” “ 中, 以子 为中。姜亮夫等学 者便想 像 出“ 字 当中的。  地 ” 中” 为“ 日影”说“ , 中者日当午 , 则旌影正。这一说法似可与现  ” 代语言里的“ 中午” “ , 日出三竿” 等契合 , 但多数人认 为过于 

牵强 。  

甲骨文学者们 对 “ 的释义 , 有 他们 独特 的地方 。 中” 却   罗振玉说 : “ 古金文及 ・ [ ] 辞 中 皆仲 或作 ,旒 ) ( 在左 或在 右 ,   盖因风而左右偃也① ” 。他提醒说, 甲骨刻辞里凡表示“   中 正” 中” 的“ 都有飘带 ; 伯仲字的“ 则无。商承祚师 承罗振  中” 玉, 说甲金文有旒之 “ , 中” 盖象 旗帜 , 上下有 、 因风左 右  “ 像

偃也”  。

唐兰试图从文化人类学 的视角解决“ 帜” 中” 旗 这“ 与正  中之“ 之 间 的矛盾 。他说 : 中者最 初 为 氏族 社 会 之徽  中” “ 帜。……古时用 以集众,周礼》 《 大司马教大阅, 建旗以致  民, , 民至 仆之 , 后至 者 , 诛 亦古之 遗制也 。盖 古者 有大 事 ,   聚众于旷地 , 中焉 , 先建 群众望见 中而趋附 , 群众来 自四方 ,   则建中( 案即建旗) 之地为中央矣, 列众为陈( , 中之酋 阵)建   长或贵族, 恒居中央, 而群众左之右之望见中之所在,   即知 为中央矣 。然则中本徽 帜, 而所 立之 地 , 为 中央 , 恒 遂引 申   为 中央之义 , 因更 引 申为一切之 中”3。现在大 多数 的甲骨  【 J

综合上述资料 , 我们可以看出“ 的含义古 时主要有 : 中”   () 1旗帜 , 引申为 中央 , 由四方之 中扩至一切之 中;   ( ) 内部 ; 2 内,   () , 3和 和本小笙 , 为乐德之一 , 意会 为和谐、 可 平和 ;   () 4 中的, 意为正中, 符合, 可引

申为公正;   () 间, 5时 日当正 中, 中午 。   这些含义在后来 的古文篇中皆有体现, 但本文研究的   “ 多 为第 () () ( ) 中” 2 、3 、4 种意思 。  

二  中国传统法律规范的中——“ 中罚”  

“ 字在古籍中 出现频繁 的首见 于周 书, 中” 而且 主要 用 

于表达法律 的适用 。《 尚书・ 立政》 :式敬 尔由狱 , 说 “ 以长我  王国 , 兹式有慎 , 列 用中罚” 尚书 ・ 以 《 正义》 为“ 注 列用 中常  之罚, 不轻不重。《 ”周礼・ 秋官-、 ,司寇》 庶民狱治之 中” J 有“ ;   《 周秋・ 秋官・ 乡士》 士师受中” 有“ 等等。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  是《 尚书 ・ 刑》它通 篇强 调・个 “ 字 。中” 吕 , 中” “ 字在 此文 中  

收 稿 日期 10 5 9—2  20 —0 2

作者简 介: 柳 ①

1  0

飒 (9 一)女 , 1 9 , 湖北仙桃市人 , 6 讲师 , 主要从 事宪法史研究 。  

罗振玉 :增订殷虚书 契考释) E本人求堂影本 , 1 年 , ‘ ,l 1 4 中册 。 l 9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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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 1 O次之 多。此外 , 周金 铭 文 中也 出现 “ 中罚” 的字 

的, 是必须遵循 的 , 不存 在 多样化 “ 正义 ” 择 和“ 性 ” 选 理 选  择, 只要“ 符合 ” 便可。只有“ 凶德 ” ——一个 政权灭亡 了 , 则  法律 的正义性 、 合法性才受到质疑 。其次 , 中罚观对 司法适  用 的要求是经验 , 而不是法律思维 , 为了实益“ 平” 以超  摆 可

样, 东周齐公时期《 叔夷钟》 慎中其罚”等等。由此, 有“ , 学 

界已公认“ 中罚” 是周 朝 的一 个重 要法律 指导思想 , 并对 后  世的法律思想有着深厚 的影 响。  

周朝为什么强调“ 中罚” ?这是因为周朝创立前是一个  边远的小邦州, 后取商而代之。强大的殷商帝国因酷法峻  刑致 民怨沸腾 , 最终分 崩离析 , 朝瓦解 , 统治者是 亲 一 周初   眼所见 , 亲身经历 , 故提 出“ 中罚 ” 为用 , 以免 “ 刑发 闻惟腥 ”   而导致“ 早坠厥命”《 ・ (书 吕刑》 。大战过后, ) 人丁稀少, 需  要保民惠民, 继而保宗保 国。如《 尚书・ 康诰》 :……文  说 “ 王, 克明德慎罚, 不敢侮鳏寡”《 ;元逸》 提出“ 怀保小民,   惠鲜 鳏寡” 等。“ 等 鳏寡” 最初 的为宗 族 内无 旁支分 宗的独 立 家  室  , 罚要宽允 , 可灭宗 灭族 , 至影响整 个大周 的 基  4刑   J 不 乃

业, 这也是周书 中所反映 出的一个显著观点。   用“ 中罚” 是为 了什 么?是为 “ 明德” 德” 。“ 是周 族人用 

出形式

权利以及制度表现的“ 约束”以“ , 春秋大义” 来决狱,   以情理来息讼, 以例破律, 通过司法官的经验来达到“ 实益 

均 衡 ”  。

三  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 ——“ 中” 中庸”  

“ 中庸” 是儒家理论 的一个重 要范 畴 , 中国传统 伦理  是

来解释“ 天命” 的重要概念。夏商两朝都是以“ 天命” 的方式  来解释 自己政权 来源 的合 理性 , 祖宗 作刑 ” “ 以“ 与 天命 天   罚” 观相 联作为法 律正义 性来 源的最有 效证 明_。西周 统  4 J 治者以臣下的身份取代上帝之子的商人, 便转用 “ 天命靡  常”《 (诗经 - - 大雅 文王》 、皇天元 亲 , 是辅 ”《 )“ 唯德 (左传 ・ 僖  公五年》 的方 式证 明 自己政 权流转 的合 法性 ,以德配 天” ) “ ,   “ 明德慎罚”将德作为罚 ( , 法律) 的适用指 导原则。德 , 是  本

周族人一种祭 祀无 上天 神 的祭礼 , 起着 协族 、 率族 的功能 ,   后发 展为包括建国方式 、 财产 制度 等在 内的氏族社 会到 奴  隶制社会 行为规范体 系的概 称。德 的核 心 内容为敬天 、 敬  宗 、 民。所谓明德 , 是遵 循族 内亲和伦理习俗 ,敬 天”  保 就 “ ,

“ 孝祖”“ , 怀保小 民 , 惠鲜鳏寡”所谓慎罚 ( , 中罚 )也就是 为  , 了“ 明德”用罚 ( ) 维护宗 族伦 理秩 序, , 法 来 不致 于成 为“   凶 德 ” 而导致“ , 早坠厥命”  。 随着周朝 “ 宗法拟 制” 范围不断 扩大 , 的 统治集 团无 法  以族 内亲和的方式来调整全部 国家组织系统和约束全 体成  员。于是 根据 血缘 而定 的德制逐渐让位于根据权位 而定 的  “ 礼制” 礼” 。“ 是从单纯的沟通人神的仪式, 逐步上升为完  整的行 为规范体系 , 通过确认 和维护等级 名分制度 , 立起  建 种族奴隶制国家的法律秩序。礼作为“ 的行为规则的外  德” 化和法 条 表 现 , 为 中罚 的标 准 。“ 成 曷谓 中, 义 是 也 。  礼 ” (苟 子 ・ )礼乐不兴 , 《 效》 “ 则刑罚 不 中; 刑罚 不 中。 民无 所  则 措手足。(论语・ ”《 宪问》 中罚 , ) 即要符合“ 和“ , 德” 礼” 到后  世也 要符合“ 刑书”法典 ) 以维护宗法 制和等级身份制 , ( , 进  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 的 目的。“ 由明德 慎罚” 发展 到“ 主  德 刑辅” 中罚思想是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的一条主线 。 ,   “ 中罚 ” 观在司法 适 用 方 面 的体现 是 要求 “ 听” “ 中 、 中  正” 。如 “ 民之乱 , 罔不 中听狱之 两辞 ”《 (尚书 ・ 吕刑 》 ;节  )“ 欲则 民富 , 中听则民安”《 (晏子春秋

・ 问下士》等 , ) 意为 司法  审判要审慎, 宽缓, 公正。这种“ 公正” , 观 一方面要求符合  法典 , 从审狱的统一标准 , 服 另一方 面也要符合 法典的观 念  性内核 。 人们 心 中的潜规则——德和礼 , 以一方 面强调 审  所 案“ 须具引律令格式 ”而 另一方 面则 可 以“ 秋决狱 ” “ , 春 , 以  例破律” 。司法官 审 案 判 刑 , 不是 法 律 的思 维 , 是用 “ 而 经  验” 附合一 般人 心 目中的惩 罚观 和对 应观 , 罪 犯实 施  去 对 “ 报应刑” 这便是“ , 中听” 中正” 。 “ 了  西周的“ 明德慎罚” 到汉 以后的 “ 主刑辅 ” 中罚 观对  德 , 中国传统法律思维影 响深 远。首先 , 中罚 观提供 这样 一种 

规范 的一个重要命题 , 的“ 字 , 早 出现 于中国西周  中庸 庸” 最 时期的金文里 , 指一种器具 。因为这种器具 经常使用 ,庸 ” “   便 由此 引申出了“ 和“ 的意义 。许 慎在《 常” 用” 说文解字》   中 指出:庸, “ 用也, 从用从庚。庚 , 更事也。汉代郑玄解释为  ” “ , 庸 常也 , 用中为常道也 。在周 书 中 ,庸 ” ” “ 也时 常出现 , 如  《 ・ 陶谟》 自我 五礼有庸哉 ” “ 服以庸 ” 书 臬 中“ ;车 等等 , 虽没  有与“ 相连, 中” 但两者亦有相通之处。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  声》 即说“ , 中 即性 ; , 庸 即道 。存诸 心 , 中 ; 事 , 庸 ; 为 发诸 为   其义一 也。“ ,庸” ”中”“ 相连意为“ 不偏 之谓 中 , 不易之谓庸 ,   中者 , 天下之正道。庸 者 , 之定理 。(二程集 ・ 天下 ”《 遗书》 卷  第 七) 中庸一词在古籍 中经常与“ 中和” 互训。 中和 , 实为 中  庸 的通 俗表达形式 。   孑 子是第一个提 出“ L 中庸” 一范 畴的人 。“ 这 郁郁 乎文  哉, 吾从周 。(论语 - 佾》孔 子 继承 了周 人 “ 中” ”《 八 ) 尚 的观  念, 并将先朝圣贤“ 允执 厥 中” 的德 行作 为 自己道德追 求的  终极 目标 。他 盛赞 先贤 :舜其 大 知也 与 !舜 好 问而 察迩  “ 言, 隐恶而扬 善 , 托其 两端 , 其 中于 民, 斯 以为舜 乎 ! 用 其 ”   (中庸》 《 第六章)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 恶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论语》 , )并感叹“ 中庸之为德  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可见孔 子 认为舜 、 禹等圣 贤 的  “ 允执厥 中” 即为 “ 中庸 ”作为伦 理道德 的最 高标 准—— 中 ,   庸古来有之 , 因其 太高深 而难 以达到 。作 为“ 只是 至德 ”   的 中庸 , 子认 为其基本含义是“ 孔 元过 ” 元

不及” 是 和。什  也“ ,

么是“ 过” 元不 及” 无 也“ 呢?他认 为 : 治上 应 “ 以济猛 , 政 宽  

猛 以济宽 , 政是为 和”经济上要实行税率为什一 的“ 下之  ; 天 中正” 的赋税 ; 为人行事应 “ 中行 ” “ 得 中行 而与之 。 也  ,不 必 狂狷乎 ;与人相处应“ ” 周而不 比” “ 而不 同” 情感上 也要  ,和 ; “ 而不 淫 , 乐 衰而不伤” 。他反对 “ 乎异 端” 认 为 “ 犹不  攻 , 过 及”而他 的中庸观的根本实质 是“ 。 礼为用 , 和为贵 ”即运用  , 适时合宜 的方法——礼 制, 以达到维 护和 谐稳定 的社 会秩 

序的I   g的。

孔子还将“ 与“ 相连结 , 一些 死抱礼 的教 条而  中” 权” 对

不知损益发展的人, 讥之日“ 可与立, 未可与权”“ ,虞仲、 夷 

逸、 隐居放言 , 中清 , 中权 。我则异 于是 , 可无不可”  身 废 无 。

“ , 权”指通权达变 , 的是不违背原则的灵 活性 。孟子继承  讲 孔子 的中庸 观并 发展 了“ ” 权 的观念 。“ 中为近 之。执 中 执   无权 , 执 一 也 。所 恶 执 一者 。 其贼 道也 , 一 而废 百  犹 为 举 也” 中” 。“ 要用“ ” 变 ) 权 ( 来调 节 , 来补 充 , 随时 间 、 点 、 要 地   条件而变化 , 不然“ 就会转化 为 自己的对立 面, 中” 变成顽 固  和偏执 。如“ 男女授受 不亲” 是礼 ,嫂 溺 , 之 以手 ” 权 。 “ 援 是   孟子还 进一 步 提 出“ ” 概念 , 时 的 他称 赞 “ 子 , 之 时者  孔 圣 也” 因为孔子周游列 国 ,可以达而达 , 以久 而久 , 以处  , “ 可 可 而处 , 可以仕 而仕 ”都做得恰到好处 , 是“ ” , 这 时 。苟子也 称  其 其行 有礼 , 举事 无悔 , 其 其持 险应 变 曲   判断方 式 : 衡量“ 的标准 。 中” 是看统 治 者是“ 敬德 ” 是“ 还 凶  颂孔子 “ 言有 类 , 当; 与时 迁徒 , 世偃 仰 , 与 千举 万 变 。 其道 一也 ” 时” 与  。“ , 德”只要“ , 敬德”没有“ , 凶德”没有“ , 早坠厥命”政权仍在  , 存续 。 明刑罚是合 于“ 的 , 有 的法律 , 则说 中” 所 一概是 合理  “ 相 同, 权” 也是讲 的灵 活性 , 不过 “ 主要是 从适 当时势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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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 , 不失时机 , 明时务 识大体方 面来 讲灵 活性 的  当  然, 实行 “ “ 的灵 活性不能损害其 原则性 , 权” 时” 这些原则 性  就是仁 、 、 、 、 义 孝 悌 礼等 。孟 子强 调: 非仁无 为也 , 礼 无  “ 非

中庸, 通过“ 中损益” 明其 “ , 其“ , 折 , 位”通 变” 握其 

“ , 时” 已

由“ 至德” 上升 为“ 天下之 大本” “ , 天下之大道 ”   。由 于“ 道不远人 ” “ ,修身 ” “ 己” “ 、正 、 慎独 ” 便 可“ 已成 物”  , 成 。

行也”“ ;大人者 , 不必 信 , 不必果 , 义所 在” 言 行 惟 。苟子 则   直 白地说 :曷谓 中? 日, “ 礼义是 也” 。执 中权 时是先秦儒 家  的一种思维方法论, 其实质是执中“ 益” 其核心便是  损 , “ 需要 ”  。 《 易传 》 也 有 “ ” 频 出现 , : 中正 (治 卦 ・   里 中 频 如 尚 《 彖 传》 ; )大车以载 , 积中不败(大有》 -( 《 九- 象传》 ; )大观在上,   顺而巽, 中正以观天下(观卦・ 《 彖传》 ; )大君之宜, 行中之谓  也(临卦》 《 六五《 象传》 ; )其来复吉; 乃得 中也(解卦 ・ 《 彖  传》 。 )等等, 郭沫若对《 易传》 的中庸观作了通俗化的解说:   “ 中之义为《 所摄取 , 易》 易》 作《 者的基本认识 , 是以为宇宙  万物均在变化之中……人乘此变化, 当处于中正之地位, 使  对立物无过无不及 , 使在人 事界 的变化 , 以不至 于走 到极  可 端(亢 ’, ‘ )因而变化便 可 以静定下来 , 位便可 以长 久安定  地 (永贞”下去, “ ) 这样便有百利而无一害l ” 易传》 5 。《   J 中庸观 

儒家的中庸哲学实则为务实趋善的“ 实践理性” 哲学。  

四 “ 的文化沉淀  中”

“ 中罚”“ 、中庸” 在今天已不再是法律和伦理的外在规  则, 中” 但“ 的价值观已在人们的心理意识领域沉淀, 以潜化  的制约 , 指导着人们行为 的方 向。   尚“ 即推崇中正不偏, 中” 符合伦理道德, 符合 因时权 

变 , 调矛盾事物 的统一 、 强 和谐 、 到好 处。“ 的思想 体  恰 中”

现了中国人追求应事接物的最佳理想 , 体现了中国人对天   地自 然运动和谐的变化或趋势的理论把握。但也由于“   中” 有经常性 , 常性 而趋 使 中国人 务 实 、 庸 致用 、 尚“ 用理  崇 实

性” 往而不穷其 端, , 行而 不极其 原 , 实益 ” 取“ 节” 为“ , 中 而 

放弃了对客观实物极致 真理的追求。如公正, 在中国人的  

眼里是既不上也不下 , 解决 摆平 即为 “ 正” 公 。刑 事法律 的 

是通过贯穿于“ 穷变通久” 位”调和于分阴分阳的“ ; 的“ , 中”   警惕于“ 否极泰来 ” 时” 善而 深化 的 , 位 ”指 卦爻位  的“ 完  “ , 次, 表示等级程序 , 中庸的文化内涵又增添了一层。   《 中庸》 一书则对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作了集 中阐明,  

如“ 喜怒哀乐之未发 , 之 中; 谓 发而 皆 中节 , 之

和 ” “ 谓 ; 执其 

两端 用其中于民”“ 子 中庸也 , ;君 君子 而时 中”“ ;极高 明而  道中庸” 等等 , 同时在其理论上又有所深化。《 中府》 诚” 将“   提升为中庸之道的核心 。“ 诚者 , 天之道也 ; 诚之者 , 人之道  也”“ ,唯天下 至诚 , 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 , 立天下之大本 ,   知 天地之 化育 , 焉有 所倚 ? 天 的人格 化 与人 的天道 化 , 夫 ” 是 

“ 天人合一” 在道德观上的具体化。“ 如何由“ 诚” 天道”   融人

“ 人道” 呢?“ 诚者 , 不勉 而中 , 不思而得 , 从容 中道 , 圣人 也。   诚之者 , 择善 而固执之 者 也” 择 善而 固执 ” 。“ 为其一 。“ 是 

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 睹 , 惧乎其 所不 闻 , 见乎 隐 , 显 恐 莫 莫   乎微 , 故君子慎独也” 慎独 ” 。“ 为其二 。“ 者非 自成 已而  诚 已也 , 以成物也” “ 已, 所 ,成 仁也 ; 物 , 也” 成 已” 成 知 。“ 而后  “ 成物” 为其三。《 中庸》 诚” 的“ 不仅是诚恳、 诚实、 诚信的道  德意义 , 主要是指 真实无 妄之“ 或 “ , 其 理” 道” 即是指实 理 ,   实体 、 或本体(诚 者 , 实在 “ 物之始终 , 诚无物” , 不 )而要 及于  “ ”则必须 “ 诚 , 修身 ” “ , 正已” “ ,反求诸 其 身” 以及“ 独”  , 慎 , 通过“ 已” 成 而达成“ 物” 通过 “ 成 , 内省” 达成 “ 外知”  。 汉儒董仲舒将中庸 观进 一步 “ 化” “ 神 , 中者 , 地之 美  天 达理也 , 圣人之所 保守 也 ;“ ” 中有 , 天之 用也 ” “ ; 中者 , 下  天 之所终始也 ” “ ; 中者 , 地之 太极 也 ” 《 天 ( 春秋 繁雪 ・ 天 之  循 道) 。宋儒将《 中庸》 奉为经典, 程颐说 :中者 , “ 天下之正道 ;   庸者 。 天下之定理”《 程集 ・ (二 遗书 》 七 ) 卷 。张载说 :知德  “ 以大 中为极 , 可谓至知矣 , 择中庸 而固执之 , 至之 之渐也 ” 乃   (正蒙・ 《 中正篇》 。朱熹说:有中必有庸 , ) “ 有庸必有 中, 两  个少不得”《 (朱子语类》 ;中者, )“ 天下之正道; 庸者, 天下之  定理……这二句紧要在正字与定字上。盖庸是个常然之  理, 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 , 中只是个恰 好道理。宋儒 竭力把  ” 德道之学 变成心性之理 ,不 以一毫私 意 自 , “ 蔽 不以一 毫 私  欲自累”“ ,建诸天地而不悖 , 质诸鬼神而不疑”只是更加重 ,   内心对“ 中庸” 的虔敬罢了。  

核心理论是把犯罪本质归 结为 “ 社会 危害 性”一 种行为 如 ,   果被认为“ 具有社会危 害性” 即便是 没有 刑法

的具 体规定  , 为依据 , 也可以施以刑惩 。一种犯罪如果危 害严 重 , 法定刑  期达不到惩罚其危害实益 的程 度, 那就另换罪名 , 裁量刑罚  完全根据社会和个人 的“ 实益” 遭受 犯罪 破坏 的程度 , 加上  对符合一般人的惩罚观的经验附合 , 使罪犯受到同质同强  度 的报应 , “ 代偿 ” 这种 综合 的意 识便 是 中国“ 的文 化 的 中”   种沉淀 。民事法律 的理论核心是 “ 权利义 务一致” 。形式  权利并不重要, 人们必须根据义务( 付出的实益)来获得权  , 利( 被偿实益) J _。如紧急避险者, 6 尽管是合法行为, 但造成  他人财产损失的 , 当适 当补偿 ; 应 无过错 的受 益人应对伤者  适 当补偿 ; 为保证“ 定” 稳 规定股 份公 司的 出资责任 由有 限   责任转为无限责任等等。它所要求的行为 目的, 是社会成  员在实益上 的“ 均贫 富” 等贵贱 ”不强 调获得 财产 的权  和“ , 利 的形式和机会上的平等 , 这种 “ 益均衡 意识 ” 实 也是 “   中” 的文化 沉淀 。中国人的 “ 正” 公 观不是 形而 上的 , 不是真理  性( 知性 ) 的追求 , 而是 “ 的经验 。 中”   由此可见“ 的 观念如 中国其他 民族 文化精 神一样 , 中”   通 过“ 当理 由” 正 在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传统文化决定 着法  律思想的公平观、 正义观、 价值观, 法律思想又通过各种概  念、 命题和原理 , 最终归复到文化准则 的论证 _。 6  J

参考 文献 :   []   享. 1高 文字形义学概论[ . 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6 . 9 # 

[] 2 郭沫若. 两周金义辞大系总释[ . M]北京: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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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枫 . 4陈 中国 法律 文 化研 究[ ] 郑州 : M. 河南人 民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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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郭沫着. 十批判书[ ]北京: M. 科学出版社, 5. 16 9   [] 宝信. 中“ 6朱 “ 字儒家” 十六字“ “ 秘诀 [] 口淮论 坛, J.  

19 ,5 . 92 ( )  

( 责任编校 杨凤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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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

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人是生来而自由平等的。没有自由的平等是奴隶的平等,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没有平等的自由,是贵族的自由,是特权的自由,是黒金的自由。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引领历史发展的,不再是战争与霸权,而是自由与平等。 本文只涉及自由。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如孟子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部分,“天命之性”体现天理性命,是无不善的,“气质之性”则不同,“人心者,气质之心也,可为善,可为不善”《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又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正是由于这个假设,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格结构就定义在一个“仁”字的层面上。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人只须顺其自然就可以为善、成圣。现实中之所以并非人人成圣,是因为外来影响所致,所以道德就在于清除外来污染,诚实地回到本心、真心。所以中国人最喜欢区分好人坏人,对好人大树特树,似乎他从娘胎里便是个好人,决不可能坏;对坏人、歹徒则要么诛杀,要么改造,使其“良心发现”。也因而有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比西方文化结构,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比"人性"问题更重要、更根本的伦理学问题,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中国传统伦理基本上不讨论自由意志(除去荀子触及自由意志问题以及陶渊明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讲到自由意志,必须提及的一个人就是康德。他认为,人的权利是“先天地”被认识到的,不依赖于自然事物和感性满足而普遍有效。这种权利的唯一源泉就是意志自由,自由是理性的人的本质。康德之前的卢梭也提过类似观点。他推崇善良情感、以自律做为自由的本质、法律是公意的表达、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确定着作为自由的没有被决定的存在物的人的概念。康德继承了这些思想,并对善良意志进行了理性的重建,在道德的基础上使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从而提出自由意志及意志自律原则。说一种意志是自由的,就是说它能够做原因的活动而不须自身以外的东西作为原因才这样做。自由被设定为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没有理性的东西只有在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作为原因的时候,才能做原因的活动。这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含义及其对立。自由的消极含义是行动

不受外来作用的限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是一切行动都是它自身原则的泉源。“意志的一切行动都是它自身规律的这一命题,所表示的也就是这样的原则:行动所依从的准则必定是以自身成为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准则。”这就是说,自由和自律等同,从而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是同一个意志。正是意志自律原则把道德和自由理念联系了起来。一个行为的道德性不在于任何经验的目的,而是出于绝对的无条件的善良意志。这种意志的动机只能是对意志的一般形式原则的尊重,道德责任是出于对规律和法律尊重的行为必然性,与个别欲望、爱好情感无关。“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绝对命令的公式要求一个人在做出自己的行为时首先考虑:决定自己行为的准则能否成为一切人的普遍法则而不破坏该行为本身?一个行为合乎道德的根据只应是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普遍化标准。道德法则涉及内在自由,从内在意志行为来看,它的诸法则作为纯粹实践的理性法则,同时也是意志作出决定的内在原则:法律法则涉及外在自由,此时行为出自外在意志活动的自由选择,只看它的外部效果如何,不考虑其内在意图。虽然外在自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但是保证外在自由的首要性来自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不受他人意志侵犯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弗洛伊德将人分为三个主体:自我,本我,超我。 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定义在超我的标准之上的。“当今之世,欲成大事,惟有恪守孔孟教义,守道循理,专精致诚,舍三纲五常不能治国平天下,非正心诚意不能修身成大器”(李侗)。“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也。”(朱熹)。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个人的成就,希望死后名留青史,“流芳千古”,“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谓大丈夫”,这些都忽略了对个人心灵的关爱,不利于产生健全的人格。同时由于道德规范的作用,限制了人对自由的追求,而残酷的法治,对思想又进一步的桎梏。 一旦人的自由的愿望不能够得到满足,就极易产生病态人格。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意识形态方面:首先是对君主政治乃至专制政治的情感认同。如果说母系氏族社会体现出了一种爱与平等的原则,那么,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不平等与专制开始萌芽了。在个人理性力量薄弱的时代,父亲就是能力与生存的象征,个体对父权

有着情感上的认同,尽管父权带来了压迫和不平等,但个性集体反抗专制的时代还不曾到来。个体必须接受这些附加条件,顺从是得到生存保障的前提。父权扩延至君权,君主成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父亲,个体对父亲的情感认同自然延伸为对君权的情感认同。对君权的情感认同导致对专制政治及特权政治的认同,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自我的依附身份和地位,结果限制了自我意识走向成熟及人格走向完满。而在儒家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政治人格的发展缺少思想上的启蒙,现实的政治秩序缺少变革的契机。再者是内外有别的政治情感倾向。在官僚阶层中常见以各种裙带关系连接而成的隐性的政治小集团。尽管文化将政治关系伦理化,官僚阶层毕竟是后天制度选择的产物,他们的上对君主、下对民众的情感都缺少先天的基因,而在这个阶层的内部,个体围绕各种血缘裙带关系聚合的力量是先天而强大的。这是自然的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另一种表现。自然的血亲关系有内外差别和层次之分,而且如前所述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用其来划定政治关系中的远近亲疏,目的是谋取政治功利。以官僚阶层为核心,庞大的裙带关系中也网罗了无官的百姓。中国历史上这一类显性或隐性的利益集团及其明争暗斗是政治上的一个特色。

理性思维方面: 首先是政治动机的多元性。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本位和政治本位造就了这一特点。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所能采取的积极的政治行为,无外乎政党途径的求官与做官,以及极端形式的起义和政变。其目的是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一个充满世俗意识而无精神超越的彼岸世界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致力于世俗务,而且,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又是以散在的形态存在的,所以政治生活必然成为国家生活中心。中国的官僚体制在传统社会特别发达,因而,官僚阶级又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官僚阶因其特权地位,能够获得物质、荣誉、尊重等诸多层面的需要。同时,在儒家的观念中,一条整的个体发展之路,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具有较强的国家意识和群体精神个体,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来满足,他的社会理想往往就是他的政抱负。此外,还有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权力需要,一种操纵支配他人的意愿成为一部分个体政行为的动机。总之,正是由于多种需要都可以甚至必须通过政治途径实现,所以,在政治行的背后能够挖掘出各种各样的现实动机。其次是一种超级功利主义倾向。自古官僚的腐败就是中国社会一大难以医治的顽症,其根是官

僚专制的政治制度。官僚阶层因其特权地位很容易诱发种贪欲,而反过来,怀有这种贪欲的人又将官职视为满足欲望的手段。“中国学生承继几千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作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这种贪欲化为政治动机,便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政治动机,儒家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法律在它面前均显得苍白无力。同时,还存在更为重要的一点。儒家所勾画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蓝图,经由官方确认后,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共同向往的目标。儒家的理想是一种道德政治,在稳定而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之中,统治者施行“仁政”与“礼治”,虽不排除刑杀,却以教化为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国家律法毫不宽松;另一方面,统治者实施离开法律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随意性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对专制权力已有情感认同的普通民众在祈求仁政的同时,无奈中也认同了一些其他的价值准则,诸如佛教的“轮回”和“宿命”。儒家对政治体系奉行道德评价的原则,而在人治社会中,人格化力量是制度的集中表现,因而对人的评价中,道德标准也是第一位的,与“仁政”、“清明盛世”对应的是“明君”与“清官”。道德评价中包含了逻辑理性,也包含经验习俗,同时还包含很大一部分情感因素在其中,这从另一方面再次证明了政治情感在政治判断中的巨大作用。

在中国迎来一个新的世纪,在中国走向“全面小康”这样一条道路上。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与平等。消除病态人格,健全国家体制。《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方向。我们国家要实现平等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需要解放农民,解放工人,解放知识分子,让每个人获得思想的自由解放,让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创造出一个平等的、自由的、文明的伟大的国度。lijunyu

传统天文历法与中国文化的原点

  每一种文明的起源,通常都是从天文知识的积累开始的。太阳的东起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行星的周天运动,是最容易被观察到并与实际生活产生联系的。对古代埃及人来讲,当他们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之时,就知道尼罗河的汛期即将来临;最早把恒星和行星区分开来的古巴比伦人,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星图,沿用至今的一星期七天,就是他们的发明;古印度也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就把一年定为十二个月三百六十日,并有了自己的置闰方法;不幸湮灭的玛雅文明已测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零天,与今天的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天只相差零点零零零二天。

  对不同文明而言,在混沌初开之时所形成的天文观,将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基因般的角色,影响其后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国传统天文观的角度,去探寻中国文化基因中那些个“九九归一”的“原点”,对于理解历史上中国人那些似乎“天然而然”的文化倾向,当十分有助益。

阴阳合历与调和中庸的性格


  太阳对人类的作用不言而喻。古人直观地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东升西落,每天都靠得住。其变化主要是南北方向的移动所带来的寒暑交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的西周就开始使用“土圭”(日晷的雏形)来测量日影的变化,从而掌握太阳在一年中运行变化的规律。其时已测出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今天我们知道太阳回归年实际长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并以“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一闰”来调和“天”与“年”的关系,这就是现行的公历即太阳历。
  月亮的运行周期也比较容易把握,古人很早就有了朔(初一)、望(十五)、晦(每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或三十)、既望(十六)的概念。依靠现代测量技术,一个朔望月实际是二十九点五三零六天。
  太阳历能够反映一年四季的变化,掌握这个周期对春种秋收非常重要;太阴历能够反映一个月中月相周期的变化,有了初一、十五,上玄月、下玄月的概念,在没有路灯的那些年,对夜间出行非常重要。包括人体生理周期、海洋潮汐等都受到月亮周期变化的影响。汉民族的先人们总是希望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于是在太阴历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二十四节气。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了周朝时就发展到了八个,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藉此形成阴阳合历的中国传统历法。
  古希腊的历法,包括后来凯撒的儒略历,以及后来沿用至今的格列历,都没有考虑到月亮周期的变化。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也没有考虑月相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试图调和太阳周期和月亮周期的阴阳合历,应该说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更为先进,既照顾到比较直观、比较实用的月亮周期,又能依太阳年度周期导致的寒暑变化来指导农事。
  当然,阴阳观念,包括阴阳互生、五行八卦等,更有其上古朴素哲学方面的来源。但这种试图调和太阳与太阴的精神,已然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等民族性格,正可以从阴阳合历中找到源头。

北天极、天子天命与皇权专制传统


  现代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围绕与赤道平面垂直的地轴不停旋转的。地球自转轴北指的方向,就是北天极。
  以看起来恒久不变的北极星为参照依据,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使用赤道坐标来记录星象,并根据地球一年四季不同的方位和星象建立了东、南、西、北“二十八宿”的观念。这类似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只是坐标体系不同。黄道坐标体系是以地球公转一年导致星空的变化为依据发展出来的,相对于赤道坐标体系,黄道坐标体系更为直观和简单。
  古人把北极星所在北天极星空分为“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北极星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哪个夜晚或者一年中的哪个季节,它似乎永远在那里,而且天空中所有的星辰都围绕它旋转。映射到人世间,北极星就成为唯一的帝王的象征。早在五帝时代北极星就被称为“太乙”,周代以后称“帝星”或“紫微星”。自然,北极星所在的紫微垣就是帝王的居所了,这也就是北京“紫禁城”命名的由来。
  要知道,懵懂初开的古人对于天象对人世间的映射是非常重视的,天象的解释权仅归天子所有,民间是不可以私建“天文台”的。武王伐纣时,就先“违规”建造了“灵台”,即观察天象的高台,以“天命所归”来号召诸侯,使得伐纣具有了正当性和号召力。
  这种天文观对我民族的心理是有极强的暗示作用的,即很容易承认一个唯一的、高高在上的、主导一切的皇权的合理性。即便改朝换代,都需要有一个“天命所归”的说法,这就是五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五德始终说”。比如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汉为土德才能克水。
  历史地看,皇权专制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当然有其合理性。只是其背后全能君主、国强民弱,尚集体轻个人,官场勾心斗角、频繁改朝换代引发社会大动荡等,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已相去甚远。全球文明发展至今天,社会发展已愈来愈依赖于完整的、独立的、自由的个体所蕴含的无限创造力来推动了。
  回过头来讲,我们国民性格中崇尚权威依赖组织,顺民与暴民的瞬间转换等特点,实则与我们文化源头的“天极观”有极大的关系。

“理性早启”与现实主义的“天道信仰”


  上个世纪著名的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理性早启”的文化。意思是说,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通常都会经历一个从巫傩信仰如各种图腾、鬼神、祖宗,到一元信仰如基督耶稣、真主安拉,然后才会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步入理性时代。而中华文明很早就抛却迷信开启理性,没有经历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的阶段。
  所谓一元信仰,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相信有唯一的真神,即使不同派别也会信仰这个同样的、唯一的真神;二是对现世生活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又能与现实生活保持足够的距离,即具备足够的超越性。倘若以此为标准,中华文明确乎没有建立自己的一元信仰。汉末就开始传入中土的佛教信仰,与本土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激荡融合后,成为相对现世化、个人化的禅宗,更多的讲究“明心见性”的内在超越,世俗的各种制度构建很少受其影响;唐以后陆续传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本上处于边沿地位;本土的道教,也远未能发挥出如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那种影响力。倒是不谈鬼神的儒家信仰主导了社会,与现实政制高度结合而具有极强的操作工具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的文化传统具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兼容并包,很多文化和思想都曾经留下痕迹或者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力;二是因为没有建立一元信仰,而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凡事出于现实考量,可以拜祖宗,也可以拜任何神甚至鬼,只要有利――什么都信。而什么都信,也意味着什么都不信。
  有信仰才会安然于生死,有信仰才能建立相应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中国传统也有自己的信仰的话,那就是天天挂在嘴边的“天”。就影响当今最深的几大文化传统来开,都不同程度主张和认可“天道”的存在。“道法自然”不用说了,无论黄老的无为用世还是老庄的消极避世,都主张有一个不可违逆的天道存在;孔孟儒家来看,虽然“性与天道,不得而闻也”,大多谈礼法与人伦日用,但毕竟五十而“知天命”,君子“畏天命”,“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帝王的郊祀祭天、封禅,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人欲”等,都承认“天命”、“天道”、“天常”。作为法家鼻祖的荀子,虽然更多关注现实的权术势,但也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等论述。至于追求内在修行的禅宗,虽然基本上不论及天道,但至少也不反对。
  拿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看,不管人们不相信什么,但通常不会否认人道之外有“天道”和“天命”,而且把现有科技水平上的理性逻辑不能解释的,统统归咎于“天”和“命”。
  而这种天道信仰的来源及其具体特点,与传统的天文观也是密不可分的!
  “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当是生命个体对外界的最基础的认知,相信任何一种文明,在源头时都必须面对和解释。在我们的古人看来,时间是变化的,是动的;空间是不变的,是静的,于是有了“动静”的观念。时间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可逆的,而且这个规则永远不变,不变当然就是“静”,于是“动中有静”;空间虽然是静止的,但所处空间却可以在不同位置,这就是可变,于是“静中有动”。所谓静极生阴,动极生阳,这种对时空宇宙的基础认知,就衍生出了太极、阴阳、辩证、变化、循环等基本观念。直到今天,这些观念依然是大多数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甚至迷信不已。
  这些观念虽然带有笼而统之的神秘主义特色,但总体而言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不是简单的一句“上帝创造了宇宙”了事,而是充满着相对清晰理性的逻辑关系。
  中国古人对五大行星的命名,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取向。上古时期,对五大行星有不同的叫法,比如以辰星命名水星,取其与太阳同时出没之意;金星,称太白,取其亮度次于月亮,又称启明星或长庚星,取其出现在早晨的东方或傍晚的西方之意;火星称为荧惑星,取其亮度变化且轨迹不定令人迷惑之意;而最大的行星木星,称为岁星,取其每年移动一个角度,约十二年循环一次;土星,被称为镇星或填星,取其运行周期约每年经过二十八宿之一宿。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观察依据。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明以神话人物来命名,如水星叫赫尔墨斯,为众神传信之神;金星是爱神维纳斯;火星是战神阿瑞斯;木星是众神之王宙斯,土星是农神萨杜思,可谓真正的现实主义。阴阳五行观念建立以后,又分别以当时认为的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物质金、木、水、火、土来命名直到今天,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简而言之,“理性早启”的原因,是极具现实主义的天道信仰。

天道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显然,天道信仰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无论哪种宗教,通常都承认一个且只有一个超越于人的全能神的存在,人和神的界限非常明确,人不可能成为神。但人和神之间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而且神会根据不同个体的现世行为给出不同的反应。神会给人一定的规则(教义),人遵循这些规则,才会得救或者永生。皈依自己的神就会否定别人的神,也就是说不同宗教之间是存在根本性冲突的;教义是可变的,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提升其底线。
  天道信仰承认有一个高于人的客观规律存在,这个客观规律相对于人格化的神而言,是单向度的,是冷冰冰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天按自身的规律运行,人是不可影响天的。这种观念,意味着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为人的能动性设置不可逾越的极限。既然天道只可顺应不可违逆,那么人的意义何在?通过积极的修身养性来顺应天道,或者说无限接近天道,就成为人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儒家的积极用世情怀的来源。当然,也可能走向另一面,即既然凡事不可为,那就索性不为,这就是道家的消极避世或者说无为。至于佛家嬗变为禅宗以后,简直就成为“心灵鸡汤”,但究其本质,依然是通过自身修养顺应天道或接近天道。
  至于“天人感应”之说,在三代时期尚可以说是虔诚的信仰,经过诸子百家时代的“理性开启”之后,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已经沦为维护中央集权和帝王统治的一个说法。当然,生而为人,总有一些困扰解不开,从而归咎于天命。就像蝴蝶效应,虽然无法理清其作用过程的所有因果关系,但还是可以肯定在源头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直到今天,天命之说还有市场。
  宗教教义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底线会不断提高。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已经不可能发生烧死坚持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的事情了。天道信仰则不然,虽然存在一个人无法抵达的“太极”(“无极”一说或正肯定了人无法抵达),但其表现出来的“教义”(即自然规律),至少在古人看来是恒久不变的。
  从天道信仰的角度看来,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天、人本来就是合一的。因此,人和“神”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明确,人甚至也可以成为次一等的神。除了“天”之外,传统民间其实还存在各种“神”,有的还是人变成的神,比如关公。这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衍生品。
  无极太极、恒常不变、周期循环,还有相对模糊的天命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天道信仰的核心。因为“从来天意高难问”,于是索性“存而不论”,这种认识高度,相比巫傩、全能神的信仰而言,当然是更理性的,从而也是极其现实主义的。 中国传统医文化中药用植物来源与历史

探寻传统中医药中的药用植物及其功效的发现历史与起源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普照黄河流域开始,勤劳而又勇敢的人们在生活与实践中发现了许多药用植物。自古就有传说,“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虽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一样的存在,甚至有书籍的记载,我觉得不管怎样,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无论是哪一门学科知识的建立,最开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掌握最基础的资料都必须经过一个经验时期,慢慢积攒,直到厚积薄发。

放眼浩如烟海的文史经卷,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药用植物的记载不胜枚举,《山海经》就记载药用植物59种,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援引过药用植物80多种,至后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用植物252种,随着岁月的流变,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发现更多的药用植物以及更广的药用疗效。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面来阐明我的观点。

首先,我比较读喜欢读古诗词,在品析一些句子时,我发现有很多药用植物的名字,或平实直白,或意蕴深刻,仔细了解一番,才知道从各种各样的药用植物的独一无二名称中可以看出很多药用植物是人们由实际经验,发现总结而来的。有以其生长环境和地点来命名的,如车前草,《毛诗草木鱼虫疏》称,车前草喜欢生在道路旁边和牛马踩过得地方即车前。有揭示其生活习性的,如夏至草,据说每逢夏至而枯萎,年年岁岁相似的花容折射出四时轮回和生死荣枯的法则。也有以外形特征来命名的,如白茅,其叶子的形状似兵器矛,故称“茅”,说中的曼珠沙华,又称彼岸花,因其花与叶不能见面“花叶千年不相见,缘尽缘生舞翩跹”;还有常用的金银花,又称双花,其初开时为白色,后变黄色。发展到后来,人们甚至用那些美丽的植物的名称来寄托美好的愿景,归当归,有妇人思念丈夫之意,它可以调血,是女人所需的重要药物。此外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芍药又名将离草,作者将离愁别绪借这株小小的植物,表达的淋漓尽致。

接下来在谈谈中国传统药用植物的具体发展历程。首先是对药用植物的发现阶段,人类早期的生活环境恶劣,在猎取动物或采取植物食用时,不可避免的会误食一些毒物,导致吐泻,昏迷甚至死亡,但有时却能使病情好转甚至痊愈。通过反复的实践与经验的总结,人们开始发现不同的植物对人体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于是渐渐开始了早期的对药用植物的开发。发现了植物后接下来是一个食用阶段,有句话:药食同源,这也是药膳的来历。正如《本经》记载,神农尝百草,这奠定了中药产生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它的食用基础,即要作为药用,首先要可以食用。食用阶段之后,是一段十分漫长的观察描述伴随着实际使用阶段,这就特别要重视对药材原植物的描述,包括对其形态特征,功能效用,真伪优劣的鉴别等等。我国药学自汉代到清朝,各个时代都有它的成就,而且历代相承,日渐繁富。据统计现存的本草书籍就有400种以上,除去有较大代表性的大型著作外,还有许多短小精悍,便于初学者使用的中药书籍。也有专业性强的著作,如研究生药的《本草原始》(明.李中立著);或研究一个地区药物的《滇南本草》(明.兰藏庵著》。总之,在两千年的发展中,文献资料相当丰富,内容相当广泛,记录了我国人民在医药方面的创造和高度成就,包含着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现存的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三卷,载药365种,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书中还简要而赅备地记述了药学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为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所记药物的疗效,大多朴实有验,今尚习用,如常山抗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虫,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止血,乌头止痛等等。是我国最早的珍贵药学文献。

虽说药是用来治病的,但是是药三分毒,当今不少的人认为中药大多数源出于天然的动植物和纯中药制剂,比化学药品的药性平和而安全,总认为不会发生药物毒副作用。其实不

然,如果任意滥用,乱役药石,同样亦会发生毒副作用。据文献记载,已发现能致死的中草药就达20多种,如有大毒的专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雷公藤,有中等毒性的驱蛔虫中药苦椅子,有毒的息风止痉的中药蜈蚣等。在中草药中有一些药物不仅具有毒性,甚至是剧毒,如:水银、斑蟊、红砒石、白砒石等。有的生药的毒性还是较大的,如生附子、生半夏、马前子、生草乌等。这些药物经过炮制后,虽然毒性可大为减低,但若滥用或药量过大,仍然会发生毒副作用,或出现中毒甚至死亡。如木通用量过大,可引起肾脏损伤;苦寒的龙胆草、大黄及生石膏用量过大或长期滥用,可引起食欲减退、胃痛、腹泻等消化道的副作用。在使用药材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学还形成了一套药物的配伍,即有些药物一起使用可相得益彰,而有些却可能会适得其反。鸡血藤配益母草,活血化瘀、调经止痛;配苍术,理气化湿、辟秽去浊;配杜仲,补肾壮骨,通经止痛;配当归,补血活血。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川乌、草乌畏犀角。所以我们在应用药用植物时,应严格掌握剂量,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但这个合适的剂量与配伍也正是古代的医药学家们经过试验,归纳总结才出来的,所以不得不说,药用植物的研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而在药用植物具体应用于实践中去治疗疾病的同时,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对药用植物进行再发现,甚至去发现一些新的药用植物。从古代医籍中寻找有效治疗方法和药物是现代中医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此外还要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青蒿作为一个传统的中药,其抗疟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慢慢被人们重视。但青蒿抗疟是基于对疟原虫的作用还是一般退热作用,人们并不清楚。最早将青蒿作为抗疟药记载的是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该方为书中所载治疟方的第二剂方。中医用中药青蒿治疗疟疾的经验,为中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屠呦呦和钟裕蓉在此基础上分离到了其中性有效部位,并经过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个有效部位对间日疟和恶性疟都有治疗效果,又迈出了重要的第二步,钟裕蓉在倪慕云改进柱前处理的基础上,用硅胶柱层析成功地分离出青蒿的唯一有效单体“青蒿素II”,成为现在高效、速效抗疟药。还有长春花,又叫日日红。长春花适合在家中养,作为观赏植物。但据现代科学研究,长春花中含55种生物碱。其中长春碱和长春新碱对治疗绒癌等恶性神瘤、淋巴肉瘤及儿童急性白血病等都有一定疗效,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抗癌植物药源。

最后,人们更深一步探索发现,又找到一些可以代替原本珍稀的药物的药用植物,来达到相同的功效,同时节约成本。因为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亲缘相近的种不但外形相似,生理生化特性也相似,因而所含的化学成分往往也比较相似。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发现并扩大药用植物资源,继续指导中药的研究。比如卫矛科植物美登木具有较好的抗癌效果,但有效成分美登碱含量太低。人们又从同科属植物巴昌纳美登木以及同科植物波特卫矛中分离出美登碱,其得率约为美登木的60倍。以后,又从鼠李科塔克萨野咖啡中分离到美登碱类成分美登纳新,可以实现相似的效果。

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与历史源远流长,而每一株药用植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传奇与历史,从人们的实践中被发现,到使用,到再发现,穿越了岁月的洪流,延续至今,亘古闪耀。我们作为国家未来药学事业的后继力量,应该学习古人善于观察,善于发现,敢于实践与钻研的精神,学会继承与发扬,在药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创造更好的明天!

中学历史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浅谈中学历史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 要】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特殊特点和传统历史教育的功用谈起,详细阐述了目前我国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如历史学科的被漠视、应试教育模式、教改中存在的种种幼稚倾向等,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世界焕发出巨大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历史功用;传统文化;国民精神;优质课;幼稚病;学科能力

一、历史教育的功用

“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集体记忆的源泉,而保持民族集体记忆,惟有凭依历史教育。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具体讲,历史教育有如下功用:

1.读史使人明智,且必当学会做人

学习历史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缔造真我。“人类是文化的动物”,谦虚坚忍,忠孝仁爱,昂扬上进,开拓进取„„这些精神无不是通过学习历史,又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了人格的特质得来的。

2.历史教育是培养国民精神的根柢

实际上历史教育的意义就是改造国民精神,树立民主的和人性主意的现代国民观。养成国民的责任感和自信力,从而正确认识社会

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和个人事业的成败

3.关注历史,服务现实

有效的历史教育是服务于现实的,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且混杂,信息灵便且芜杂,崇尚个我却又极易从流,标榜自我却又偏执私意的时代,需要通过具有时代特性、生命价值观和个性的历史教育塑造人类的伦理精神,需要借助历史文化洗净我们的心灵,借助历史去创造、呵护、滋养一个人类未来美好而崭新的集体记忆——文明成长进步,民族和睦繁荣,世界和平安宁。

二、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1.历史学科被漠视

历史学作为一门修身和认知社会的学科,是一种长期的、含蓄的、意识导向型的学科。其主要作用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认识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决策。但是这种道德水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不像数理化等工具学科在提高人的技能方面,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我国社会在人才的选拔考试中,绝大多数不考查被选拔者的历史水平。这在客观上强化了“读史无用论”。

2.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

历史教改的名词繁多,什么“创新教育”、 “探究式学习”等等,但实际上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因为当前我国基本上还是处于市场经济初级水平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仍然是“人才”,而首先

不是“人”,考分和升学自然成为学校的首要目标,考试成绩成为衡量教学效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如果不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历史教育的这种应试性很难改变。

3.历史教改存在种种误区

(1)过分强调学生的“学科能力”,背离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目前历史考试中所要求的 “学科能力”,其核心仍是学习甚至是研究历史的能力。在教学改革中,“自主学习”主要还是强调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方式方法。中学历史教育的目标,从实质上说,应该是按照未来国家公民的规格,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不是按照历史学家的规格,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工作者。

(2)概念不清、视野模糊。当前,围绕着“创新”和“创造”,在历史教学中形成了许多概念,人们用的较多的,如“历史创新教育”、“历史创造能力”等等。然而,人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模糊的地方,在历史教学的多项目标中,过分强调所谓“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3)优质课强调形式化和课堂包装,存在幼稚倾向。看过一篇报道,重庆市某片区举行历史优质课大赛,内容是甲午中日战争,一位参赛者自始至终保持微笑,一个本来沉重的话题变成了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体现出教师教学理念的严重偏差,不知道这堂课的价值是什么,盲目追求互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历史教育者,不得不深刻警醒。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文化一向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但却认为这种力量更像是一种类似客观规律的东西,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要赢得对自然的自由,只有靠自己去认识这一客观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拥有最为健全、最为强大的人格。比如火药,在它的发明地中国,它最广泛的用途是用来制造一种祥和热闹的气氛。而在西方,它却变成了杀戮的武器。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能利用火药制造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吗?我觉得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力量。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如何将中学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效的整和,达到历史教育的最佳境界,是我们每个历史教育工作者所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笔者有如下拙见:第一,面对现实,取舍得当。使现实的历史教育与丰富的传统文化有效结合,在新时代幻化出迷人风采。第二,要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竞争与交融。我们的历史教学也应积极倡导这一点,通过中学历史教育的可操作性,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网上作业2012_142

1.单选题(本题总分50.0分,本大题包括25小题,每 题2分,总计50.0分)

1.(本题分值:2)

1840年之前,中国自视为( A.礼仪之邦 B.天朝上国 C.大国 D.蛮夷小国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2.(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B

) 。

“清谈误国”的文化反思针对的是( A.汉朝 B.魏晋南北朝 C.唐朝 D.明朝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3.(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B

) 。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殖民运动是( 必然选择。 A.资本主义国家 B.封建主义国家 C.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D.欧洲国家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4.(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国家的

( A.儒家思想 B.孔孟思想 C.四书五经

)是中国人存在的精神家园。

D.中国传统文化

标准答案:D 本题得分:2 5.(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D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开眼看世 界的第一人”的是( A.魏源 B.龚自珍 C.李鸿章 D.曾国藩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6.(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B ) 。

( B.中法战争 C.南京条约 D.甲午战争

)事件拉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

A.第一次鸦片战争

标准答案:A 本题得分:0 7.(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工业革命浪潮发端于( A.法国 B.英国 C.德国 D.俄国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8.(本题分值:2) |

) 。

用户答案: B

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说明了( A.“落后挨打” B.“科学的重要” C.清朝政府的无能

) 。

D.改革的必要性 标准答案:A 本题得分:2 9.(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A

“心学误国”文化反思针对的是( A.明代灭亡 B.唐代灭亡 C.鸦片战争 D.甲午战争 标准答案:A 本题得分:2 10.(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A

) 。

中国近代历史非常重要的转折发生在( A.1810年 B.1820年 C.1840年 D.1830年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11.(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 。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人的存在是离不开( 撑。 A.思想 B.精神 C.理想 D.文化 标准答案:D 本题得分:2 12.(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D

)支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 ( 战。

)爆发说明以工业生产

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制度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形成现实的挑

A.中法战争 B.甲午战争 C.第一次鸦片战争 D.第二次鸦片战争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13.(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从( A.17世纪中期 B.17世纪晚期 C.18世纪中期 D.18世纪晚期

)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工业革命

迅速地实现了生产的突破。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14.(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北洋水师舰队的所有命令和指 令都是用表达( A.汉语 B.英语 C.法语 D.德语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15.(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B ) 。

甲午战争是中国和( A.英国 B.法国 C.美

国 D.日本 标准答案:D 本题得分:2 16.(本题分值:2) |

)的一次历史性的战役。

用户答案: D

( A.1840年 B.1850年 C.1861年 D.1862年

)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衙门。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17.(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C

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去(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美国 标准答案:D 本题得分:0 18.(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A

)学习。

何善蒙副教授认为, ( 地位荡然无存。 A.中法战争 B.甲午战争 C.鸦片战争 D.洋务运动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19.(本题分值:2) |

)使中国在亚洲甚至东亚的

用户答案: B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洋务运动”主张( A.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B.向西方学习民主制度 C.改革中国政治制度 D.改良手工劳作的方法 标准答案:A 本题得分:2 | 用户答案: A

) 。

20.(本题分值:2)

“洋务运动”之后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是( A.维新变法(戊戌变法) B.辛亥革命 C.明治维新 D.太平天国运动 标准答案:A 本题得分:2 21.(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A

) 。

洋务运动时期,以( 的仁义制度,反对西化。 A.曾国藩 B.胡适 C.倭仁 D.顾颉刚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22.(本题分值:2) |

)为代表的守旧派主张传统

用户答案: C

安庆军械所是由( A.李鸿章 B.曾国藩 C.张之洞 D.林则徐 标准答案:B 本题得分:2 23.(本题分值:2) |

)创立的。

用户答案: B

1863年, ( A.北京 B.天津 C.上海 D.南京 标准答案:C

)在设立“广方言馆”。

|

用户答案: C

本题得分:2 24.(本题分值:2)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对洋务运动的成效真正的检验 是( )战争。 A.第一次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中法战争 D.甲午战争 标准答案:D 本题得分:2 25.(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D

何善蒙副教授认为, ( A.《南京条约》 B.《辛丑条约》 C.《马关条约》 D.《天津条约》 标准答案:C 本题得分:2 |

)的签订,标志中国洋务运

动的破产,也说明中体西用在中国行不通。

用户答案: C

2.判断题(本题总分20.0分,本大题包括10小题,每 题2分,总计20.0分)

1.(本题分值:2)

1840年左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是社会发展态势发 生变化。 标准答案:true 本题得分:2 2.(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True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殖民运动其实就意味着资本的 扩张和市场的扩大。 标准答案:true 本题得分:2 | 用户答案: True

3.(本题分值:2)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观 念日益深得人心,科学主义日益盛行。 标准答案:true 本题得分:2 4.(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True

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代表了传统和现 代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非常纠结的一种现状。 标准答案:true 本

题得分:2 5.(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True

何善蒙副教授认为,就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论战本身来说, 是科学战胜了玄学。 标准答案:false 本题得分:2 6.(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False

何善蒙副教授所讲,“百日维新”的失败意味着,依靠 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政治体制的西化之路是行不 通的。 标准答案:true 本题得分:2 7.(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True

中体西用是指“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标准答案:false 本题得分:2 8.(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False

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坚持文化传统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

时期才出现。 标准答案:false 本题得分:2 9.(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False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中国是主动自觉进入现代化进 程的。 标准答案:false 本题得分:2 10.(本题分值:2) | 用户答案: False

何善蒙副教授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北洋水师的 装备非常落后。 标准答案:false 本题得分:2 | 用户答案: False

3.多选题(本题总分30.0分,本大题包括10小题,每 题3分,总计30.0分)

1.(本题分值:3)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将 工业化生产发展到( 破。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日本 标准答案:ABC 本题得分:3 2.(本题分值:3) | 用户答案: ABC )这些国家实现生产方式的突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产物是( A.珍尼纺纱机 B.蒸汽机 C.蒸汽机车 D.电灯

) 。

标准答案:ABC 本题得分:3 3.(本题分值:3)

| 用户答案: ABC

)符合何善蒙副教授的观点。

A.人可以离开文化的支撑 B.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C.人是文化的动物 D.人是文化的产物 标准答案:BCD 本题得分:3 4.(本题分值:3) | 用户答案: BCD

1840年以前,中国人认为( 夷小国”。 A.英国 B.日本 C.朝鲜 D.美国 标准答案:ABCD 本题得分:3 5.(本题分值:3)

)这些国家都是“蛮

| 用户答案: ABCD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 A.本位意识 B.主体意识 C.天然优越感 D.自我意识 标准答案:ABC 本题得分:3 6.(本题分值:3)

) 。

| 用户答案: ABC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代替 手工生产导致需要更多的( A.人力 B.市场 ) 。

C.资源 D.供应 标准答案:BC 本题得分:3 7.(本题分值:3) | 用户答案: BC

1861年成立了( A.同文馆 B.广方言馆 C.总理衙门 D.江南制造总局 标准答案:AC 本题得分:3 8.(本题分值:3)

) 。

| 用户答案: AC

( A.倭仁 B.胡适 C.章太炎 D.梁启超

)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标准答案:ABCD 本题得分:3 9.(本题分值:3)

| 用户答案: ABCD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有( A.恭亲王奕欣 B.曾国藩 C.李鸿章 D.光绪皇帝 标准答案:ABC 本题得分:3 10.(本题分值:3)

) 。

|

用户答案: ABC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带 来了惨痛的结局是指( ) 。

A.鸦片战争爆发 B.甲午战争爆发 C.八国联军侵华 D.义和团运动 标准答案:CD 本题得分:3 | 用户答案: CD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历史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历史

马华 李庆召

【摘要】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提到一种文化制度可能成为民主的阻碍,或者说是多种文化不支持民主,他在《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认为“在实践上,儒教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不适合民主。”耸人听闻的断言伊斯兰教、儒教与民主是难以搭配的。但随着第三波潮流的波及东亚一些儒教影响下的国家或是改造传统信仰实现了文化与民主的对接。非西方文化因素似乎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障碍。深受儒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存有民主的思想? 传统政治文化是否能够成功的实现转型促进民主发展? 构建中国民主的可能性道路如何?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政治文化; 民主; 德治; 法治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用这一概念来表述雅城邦的政治实践,16 世纪由法语引入英语,民主( democracy )由demokratia 演变而来,其基本含义为demos( 人民) 和kratos( 统治) 。在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自然经济和儒家学说占支配地位的传统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宗法制度的长期沉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依附型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存在着许多异质的因素,但同时也含有一定的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对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研究,应当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解析,探究影响中国民主发展变化正反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一文化艺术性、以德治国与公共权力

( 一) 艺术与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艺术性的或者说是浪漫主义的文化,西

方文化是一种知性的、实用主义的文化。艺术性的文化是摹拟典型作品、自然景象或自然人物。艺术性的文化是一种主观、感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概念和对现实现象的描述,强调要遵从定义、法则及程序,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效法先贤,“内圣”才能“外王”。西方文化强调服从统一的律令。由此可见中国政治文化总体特征是重情,而西方政治文化总体上是重理。重情必定强调道德为先,道德上的成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忽视法律的作用,强调以德治国。

( 二) 德治与社会秩序: 德治思想以“修己”为出发点,由“修己”推广到“安人”,“安百姓”。它要求的是统治者把人的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把自我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过道德的生活,循规蹈矩。它所依赖于掌权者的内心自发或自我完善而使掌权者完成对社会、对苍民的责任。强调统治者内在的自我约束。现代民主以法治为内在要求,法治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法律是由人民制定的。法治就是人民的统治,是理性的权力制约关系。然而民主与德治并非是完全背离的,民主不只要法律作保证,它还要依赖于民主信念,民主品质,民主作风等因素来保证实现。因此,民主原则只有能内化为人民的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荣誉感等内品质,才能在一个社会真正扎下根。从这方面讲有深厚德治传统观念的中国说其对民主发展具有一定的内在精神支撑作用。

( 三) 道德与公共权力: 道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道德不只是意味着个人拥有高尚的情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不仅仅依靠是个人的“自省”,重要的是靠来自外界的压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舆论,统治者不断地树立道德楷模向民众推行道德标准,这种被社会认可的道德标准成为判断普通民众的行为是否是道德的准则,而君主自己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必须按照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道德形成而来一种社会压力来约束公共权力。“民主的观念和原则并不排除通过政府系统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的可能

性。”[1]道德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一种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通过将规范上升为法律使得道德的约束力更加有力和稳定,美国就有3 部类似的法律,即《政府道德法》、《道德法案》、《国务院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国内有学者建议通过制定《公务员道德法》等相关法律,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活动有更加明确的规范,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传统中国的道德观念与民主社会的法治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是在民众中形成社会道德权力,这种约束是一种软约束,主要是通过民众对官员的舆论压力。传统社会民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受到压制,民众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微乎其微,道德监督往往来自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现代社会,公权力受到民众的广泛制约,不仅意味着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更是民众政治议政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二、宗法制度、士绅文化与乡村自治

( 一) “家、国、天下”一体化: 德治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之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宗族制度又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形成了分封制和等级制。整个社会都要以宗法关系基础。家、族在这种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就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家、族与国家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全国最高的家长。在这种以宗法关系和礼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儒家的先导们认为天下“定于一”。同时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政治上的“大一统”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宗法制度与村庄公共空间:在以宗法为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中“大一统”的观念使整个社会呈现“一元化”,在这种世俗的极权政治下,社会缺少抗衡国家权利的传统,个人显得软弱无力。民众长期意识不到对社会的独立性,不能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个人不得有个性和人格,更谈不上独立、权利、价值和尊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政教合一”的状态。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观念认为,国家的权

力是有限的,个人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国家无权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观念是西方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动力,在私人领域凸现的个人主义理念是一种与国家主义相对立的主张,它是西方文化中民主意识的出发点和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宗法也还有有利于民主的因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宗法关系形成的轮流祭祀制度,乡村社会的自治庙会等民间组织中规则、制度都含有民主的萌芽。在中国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最醇厚、最亲密的宗族文化似乎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所需的公共空间的非常现实的组织资源。

(三)“士绅文化”与乡村自治:“士绅”是儒家思想土壤培育出的特殊阶层,是儒家思想的最后守卫者。士绅在延续儒家思想的同时也获得了封建统治者的承认,进而获得了部分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借助士绅阶级深入到乡土社会进而服务于国家。在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绅权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权力。士绅是地方权威的代表,依靠儒家文化的传承,士绅成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同时享用者。这种具有相互制约性质的权力架构,延伸出乡村政治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这种自治精神的培育开启了农村社会建设的第一步,虽然这种社会建设时伴随儒家学说而发生,士绅的服务对象依然是封建国家。

士绅作为特殊权力的集成者,与地方自治有着密切联系。费孝通则认为“绅士阶层注意到中国疆域空间辽阔,国家行政权力无法直接深入到乡土,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相对独立空间则存在着一些自治性组织。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双轨制体系。士绅阶层透过差序网络可以将想要表达的政治信息送达给皇帝本人。由绅士阶层主导下的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2]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为中国政治由国家治理转向地方自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支持。从绅士阶层所建立起的逆向表达机制既双轨制体系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传统乡村社会信息表达机制的原型。农民在与士绅的交往中可以学习到如何建立有效的表达渠道,由此可见,士绅在农民表达意识的培养中起到一定的建设作用。

士绅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实现了士绅组织化。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自治”,1909-1910年清政府先后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在各地成立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或乡董、乡佐),在府、厅、州、县成立议事会、参事会,就地方教育、实业、捐税征收等事务实行自治。而根据清政府两个关于地方自治的章程,自治事务的“范围”为本自治区域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道路交通、农工商实业、慈善救济、公共营业和款项筹集等。[3]通过上述组织化过程,士绅建立起具有公权性质的自治组织。伴随组织能力的增强,士绅开始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清末民初由选民选举地方自治议决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事属首创,其选举结果很大程度上其实决定于筹备机构的导向,而这种机构一般是由士绅们所组成的。例如,“清末直隶各州、县筹备主持自治机构选举的“自治预备会”,或由各学区劝学员组成,或由各村村正选举产生。”[4]

由此可见,在“皇权不下县的”的传统乡村社会真是由于宗法制度、士绅文化构成了中国天然的自治社会。当前的民主本土化研究越来越重视这种自治传统在我们的民主发展道路中的作用。

三、整体主义、权威崇拜与社会稳定

(一)整体主义观念下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在“大一统”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下。片面强调个人必须适应社会,特别关注整体利益,个体因此失去应有的自由与权利。民众“一天下”的情结让他们的国家意识特别强烈,但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前提不是在臣民自以为当家作主的,而把君王看作国家之“主”。与这种国家意识相伴随是对权威强烈的崇拜、服从意识。权威崇拜是传统中国对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其他个体关系的基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和等级血缘、名分观念深入人心。在百姓心中,君王是天子,是大家庭的家长,代表着法律,是是非和道德裁判者。君主是国家安定、人民利益的象征。在传统中

国,人们崇拜一切权力,所有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做官要为民做主。在对权威崇拜下的是对依赖权威。也就是对权力的依附心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老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大大小小的官吏,认为圣主、清官可以替民做主。在中国古代民主似乎习惯了被统治,而丧失了自我的权利。

(二)权威崇拜与自由竞争:在传统权力崇拜之下影响下,“独尊”成了政治文化的思维模式,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一种对权威的认同,国家、君主的政治权力得到无限扩大,在漫长传统社会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君主和官僚拥有着无上的权威,民众只尽义务而无权利。对于在上者无上尊崇与服从,对君主和各级官吏的无条件的忠心已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质。权威崇拜造成了传统中国的权威主义人格,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民主的第一个标准是两个政党之间公平而公开的竞争选票,而政府不存在或几乎没有对反对派进行骚扰和限制。”[5]传统中国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民众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使其与民主自由竞争里精神似乎相距甚远。然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体高于个人,责任高于权利,崇拜权威,这虽然有利于专制统治,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情况下,这种意识为政府独立地履行责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发展一个稳定和高效的政府。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稳定是民主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保证。对国家的权力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主发展的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三)新权威主义: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实现的,采取过激的做法无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权威的地位,但这种保持与传统的暴力与专政不同,而是依靠建立新型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就是法理性权威。“法理型权威”即是一种依据对经由立法产生的法令规章,以及拥有权位的人依法律规则有发布命令的权利的相信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权威。这里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权

威存在的正当性是其前提。合法性权威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民众能够在这种权威下有步骤的推进民主改革。这是我们构建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

四“民为本”与“民为主”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的地位,无论是从孔孟的“富民,教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到近代谭嗣同提出的“折君权”、“先民权”等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对国家的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必须时时刻刻为民众着想,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了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统治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众生活,为民众着想,顺从民主的意愿,关注民意的向背。“民本”思想所孕育的“民主”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为邦本”的重民理念:“民为邦本”是儒家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含义,其意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力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大师,提出“仁”学概念,进而奠定了“民本”主义的思想基础。儒家学说以“仁者爱人”,“有教无类”作为君王施政的出发点,并要求国君对其治下的子民“行德礼”、“施德政”、“法天道”、“顺人心”,不违背人民的意志,在他看来民意就是“天”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上述儒家学说的政治诉求中不难看出,“民本”思想有渴望限制君王权力的渴望,无疑它闪耀着“权力制约”思想的微光。这种思想直至今天依然成为治国的最高理念,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二)“举贤任能”的人才观:民主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权力不为任何人所独享。孟子所主张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在政治上顺从民意、选举贤能,“使俊杰在其位”。这种“学而优则仕”人才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鼓励了竞争性的人才理念,流行于战国时期的“禅让说”与汤武革命论、君位可易论、择贤立君论等一起形成了一种原始民主思潮。其进步性与民主精神已

为后世人们所认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初创时期的丰富性。此外,民本主义主张以人民的意向选举贤任能,已经初步具备了限制专制权力的设想,为发展民权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三)“立君为民”的平等观:民主的核心理念在于“自由”与“平等”。儒家学说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平等观,民本主义认为人性的平等与生俱来的,“圣人与我同类者”。这种平等观从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的教育观中就可以发现。上述理念表明,君臣之间不存在等级关系,应该彼此尊重,既“臣事君以忠,君事臣以礼”,它反映出个体价值与尊严,进而确立君民之间的平等地位。在《孟子·告子上》记载:“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者;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李泽厚先生认为“孟子强调道德有‘天爵’的形而上的意义,成为思想史上得一大创造”[6]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已经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部分理念。

传统的民本思想认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存亡的根本因素,是不可改变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即重视和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民的需要和感情为标准。这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有某些相似。但是其与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君主为王、臣民为本’,即在承认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于强调‘本’,即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7]民本思想实质上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是天定的而非人民自由选举产生。民主要求君主产生于人民,是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而产生的。但是民本思想毕竟看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也是中国人早期接受西方民主理论的传统文化基础,为近代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

参考文献:

[1]孙飞雪:《论公共道德与公共权力》,《现代经济信息》,2008年第2期。 [2]费孝通:《基层政权的僵化》,《费孝通选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3]参见伊承熙:《宁晋县志》,1929年版。

[4]参见耿兆栋:《景县志》,1932年版。

[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1版,第369页。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7]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第2版,第2页。

作者:马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李庆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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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传统文化

  摘 要:中国崛起的历史文明基础在于其作为文明国家的经历。中国崛起的形式是一个实现了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然而,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文化的醒悟和经济的崛起,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用传统文化来重建我们价值观的根基。传统文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由于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作用而逐渐积淀成的文化成果。传统文化开启了中国未来之路,21世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世纪。

  关键词:中国崛起;传统文化;文明国家;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7-0025-05
  
  这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声音不断从世界各地传来:“不管人们是否希望看到中国崛起,中国崛起都是一个事实”;[1]7“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给地球带来的震动。中国正在悄然而坚定地打破世界的静止状态,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2]1“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现在已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引擎,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参与了国际事务中所有的重大议题,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回到了大国的高层舞台,重新坐上了它长期缺席的位置”。[3]466然而,中国的崛起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崛起呢?郑永年指出:“中国的确正在崛起。但现实地说,中国的崛起只是单向的,即经济上的崛起,而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文明了。”[4]那么,中国崛起的文化与文明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崛起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地位应该是怎样的呢?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崛起”的历史文明基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文明的裂变。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文化、种族、文明等意识,而不是将整个民族归结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在民族国家以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具备多样性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所塑造的政治与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有着明显的不同”。[5]165中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在马丁•雅克看来:“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6]63由此,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由“天下”变成“国家”的过程。白鲁恂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而成的国家”。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者甘阳则提出,“中国在20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格局”。[7]张维为认为,中国的崛起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崛起的形式是一个“实现了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6]59即“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6]64
  
  二、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历史的追问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黑格尔说:“历史开始于中国”,中国“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8]157-161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劳。”[9]55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曾说过:“在近代以前时期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0]1康拉德•赛次认为:“直至欧洲19、20世纪毁灭中国文化之前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化的巨人笼罩着欧洲。”[11]48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陷入深重的危机。“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上列强面前从没停止过退让……在这个孕育着根本性误解的时代,中西方被深深地割裂开来,几代中国人的屈辱感油然而生。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被列入‘野蛮人’的行列,尽管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念念不忘;他们发现自己被否定了。”[12]10而“中国帝制的衰落遗留下来的社会是一个既与传统社会相割裂,又与新世界相距遥远的社会”。[2]5由此,中国人陷入了各种认同危机之中,其中最严重也最持久的则是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最大表征,根据余英时的诊断,是“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13]210美国汉学家李侃如此评论说:“自19世纪结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扭曲中国的历史,许多人曾试图以否定过去来建构爱国主义意识。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中,在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所造成的紧张,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的政治。”[14]5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100年中,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令人痛心彻骨的悲剧:一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文化对自身产生了怀疑。在过去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而得到确认,由于中国文化而获得了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自豪感,而中国也因此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花朵。可是此刻,这个文化的精神领袖们却把它看成是一种错误的东西。中国人要把它看成历史的垃圾堆,而去接受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强盛的西方以自由、民主形式为基础的文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华民族的灭亡。”[11]97
  然而,在对历史的追问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现代悲剧恰恰在于:激进地试图以西方文化全面涤荡中国传统的努力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激活并放大了传统中负面因素的能量;而“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文化功利化之途也不仅没有改善政治,反而加深且恶化了政治中传统的黑暗面。余英时先生说:文化要求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而现代中国则恰恰失去了这个平衡。各种强烈的情感诸如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淹没了中国人的清澈理性。[13]258
  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合理配置后也会产生效益。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可以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而且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的义理,与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工具理性,并无根本冲突。“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是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是出自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15]428-430殷海光先生针对中国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缺失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日中国社会文化急需重建道德,正像缺乏空气的人急需吸收空气一样。”[16]242韩国前驻华大使金夏中也不无善意地告诫说:“中国有着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却因上演过“文化大革命”等悲剧性的现代历史剧,相当多的部分已经丧失了。所以,为了要恢复许多已经失去的中国人的美德和精神,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是绝对必要的一件事。”[17]135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顺利完成确实是中国再度崛起首要问题,但它只是一个低层次的问题;中国要实现全面复兴,就必须实现中华文化的重建,即建立属于当代中国的新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来看,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于中华文化能否走出近代以来的危机和混乱,顺利迈上重生之路。而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

  
  三、传统文化:开启中国未来之路?
  
  在这个混合着冒险、成长和希望的漩涡中,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古老文明国家,中国一方面在建构对未来的想象,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必然要卷入一个纠缠着变革和挑战的漫长过程。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差别状态中,总是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动因。在文化的差异状态中,总能看到经济发展的未来态势。中国超越历史时空的经济崛起,说到底,是由于中国文化力量的时代醒悟。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虽然实现了文化的醒悟和经济的崛起,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未来中国将如何发展,我们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国崛起的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掌握在阐释者的手中的,“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待中导引出来”的,因而“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去的过去”,[18]3对传统的理解是由对未来的期待所指引的,因而在文化阐释性变迁中,“现在”的传统并非也不可能是传统的本来面目。每一时代,它对传统的阐释是不同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阐释的主流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康有为到张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对于作为原生性的中国文化来说,也许这种磨难是命中注定的。文化阐释性变迁的这种磨难,一次次冲击并破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僵化和教条性思维的基因,从而为邓小平开启文化矩阵的灵活性奠定了基础。在如何处理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上,终于探索到一条曲径通幽的文化阐释之路径。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说时明确指出:“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19]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0]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力量格局的空前深刻的变化。民族要复兴,文化要先行。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因此,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复兴。
  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流失,当代与过去文化大军在传统文化上的浅薄,都使我们必须面对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中国为了“走向西方”,“与西方接轨”,已付出了沉重的“文化撕裂”代价。我们必须重新找到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文化形象。当然,复兴并不是去复古。我们要以现代的意识去寻找复兴之路,发掘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源头。凡事都要有个“名”,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只有从中国自己的文化源流中寻找当政立国之“名”,或理论上的合法性,才能平复中国的“文化撕裂”。因此,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源泉,而简单地移植外来文化。中华文明的继续生存,取决于中国重新肯定自己的中华个性。其实,对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尤其是正在进步和崛起中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自我寻根原本是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够在将本民族传统文明自我阉割后,仅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政治说教实现发展,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来实现文化的新生和现代化,才会在文化本质上现代化。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昂扬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21]16-17中国现代复兴与崛起的性质,取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性质,取决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文化理想。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复兴与崛起的性质,是受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支配和文化理想统摄的历史目的论制约的。美国学者卡赞斯坦在评论中国文化时说:“中国的哲学传统和‘天下’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思考世界的概念工具。它提倡日常外交、共处与合作,它提倡在这个世界通过切实的政治实验实现转变,而不是以斯多葛式的默许态度等待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来临。”[22]74-80英国历史学家罗素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他坚信,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来自西方的优秀元素,“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过的各种文明更好”。[23]164罗素殷切地期望,中国能够开创一种比西方更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承担起保护世界和平的义务,从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他对此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23]198汤因比同样也对中国在未来人类历史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汤因比热切地期待着一种普世的人类文明的降生,而从对历史的关照中,他相信,中国应当是这一未来普世文明的领导者。“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25]283-284“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恐怕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4]278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了人类社会本质,反映了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现代化确实曾给中国带来了许多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而不是郑永年所说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文明了”。中国取得了今天的巨大成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回归。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儒家的理想,是在人间缔造一个属于‘人’的社会,给个人发展的机会,以个人的善,累积为群体的善。人不必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出现;人只是尽力成为人界,自强不息”。[25]196而孔子所倡导的仁义、智慧、诚信、和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贵的气质,也恰恰是当代中国发展所迫切呼唤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望前景,未来人类文化或可由儒家文化寻取智慧的源泉,重新调和全体与个人之间的撕裂”。[25]194
  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证明,传统文化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由于特定自然、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作用而逐渐积淀成的文化成果。任何外来文化不可能催生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模式必然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之中。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最终不可能超出其本民族基因所给定的界限,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全部可以在中华文化基因中找到最深层的答案。当然,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运动。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扬弃。“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呼唤,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资源积淀到一定程度的开花结果;中国的崛起是优秀的,是古奥高深的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长期教化、催化的结果,是儒家文化内核中‘道’与‘器’所蕴藏的无穷奥秘高度统一和融合”。[26]85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各国的成功实践、世界当今的现实以及西方文化发展的尴尬局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所以我们有信心地说:传统文化开启了中国未来之路,21世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世纪。

  中国21世纪的崛起,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绝不是中国人单纯的主观愿望,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的历史文明基础和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形式必然是和平崛起。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制约着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明确的是,我在这里无意夸大传统的价值,我并不认为应付现代化的危机,可以完全乞灵于传统思想。但是,我深信传统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和方向,这些角度和方向也许不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可以间接地引导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拓展出一些不同的视野,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检讨现代的种种问题。寻找传统的价值,并不是简单恢复传统的外在形式。要理解传统的本质,不能拿着现代社会的尺子去丈量它的外形,而应该在传统所处的环境中,体会它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传统的真实价值。
  总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摆正传统文化的位置,既不能完全摒弃传统文化而盲目地在中国的土壤上嫁接外来文化,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文化而一味地固守传统,而应当在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同时,与外来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以长远的目光、开放的胸襟去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真正走上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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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历史学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徐艺乙

内容提要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

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手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使有目的的造物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民间物质文化的进步。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能够便利生活,同时也要求能够美化和丰富生活,不同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类型手工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手工艺及其产品创造的多元化。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由此创造出庞大的民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历史文化民间物质文化知识体系传承

徐艺乙,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10093

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在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者是批量制作、大量生产,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者是拾遗补缺、修旧利废,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特殊需求,或者是精工细作、巧夺天工,以体现某种观念,寄托某种情感。由此,创造出庞

大的民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手工艺的地位及其作用并不明晰,似乎与历史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以及文人都曾经受到经学传统的熏陶,他们所信奉的是“形而上谓之道,形

[1]

之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手工艺及其而下谓之器”

产品多不屑一顾,偶尔记上一笔也是以此来说明其他,或是趣味猎奇。其实,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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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书,瞽为诗,工颂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

[4][5]旅于市,百工献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对百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们从自然中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料作为生活学会了利之需。人们通过观察种种有趣的自然现象,用天然的工具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已经学会思考的人们,在寻找食物、生存繁衍的同时,也在寻求人们逐渐适当的生活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而后,开始有目的的选择、利用各种形态天成的自然物进行加工,来充作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工具和日常生活的用品,并逐步地累积起处置自然材料的经验,发明了结构简单的原始工具,也产生了最初的手工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演进,手工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由最早的对木、石等自然物的简单加工手段到制陶、铸铜、髹漆、琢玉、烧缝纫等手工艺技术的发明,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瓷、

月。手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使有目的的造物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民间物质文化的进步。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能够便利生活,同时也要求能够美化和丰富生活,不同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类型手工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手工艺及其产品创造的多元化。人的需要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当原有的需求得到满足后,随即又会激发出新的需求,不断的需求是手工艺及其产品不断发展的动力。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衰落和瓦解,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之必然,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地主阶级,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建立了新的封建制度及其社会秩序,“命于下国,

[2]

封建厥福。”在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中,一大批手工

工事迹,先秦时期的著作中亦有大量记载。

代表着手工艺所有行当的“百工”,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连统治者也认为“来百

[6]

。封建社会的官营手工艺产业与民间工,则财用足”

的私营手工艺产业互为补充,不同身份的手工艺人通过凭借其精湛的技艺,通过专业的分工合作,制造出门类众多、质量上乘的产品,基本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木作、金工、纺织、制陶、制瓷、髹漆、皮革、琢玉、琉璃、印染、印刷等手工艺产业门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手工艺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手工艺产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各个门类的手工艺技术和生产程序逐渐开始规范化和标准化。手工艺人作为“工”者,“巧饰也。象人

[7]

,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之所有规矩也。与巫同义”

以如此,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前期,手工艺人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获得某项比较复杂的手工艺技能非常不容易,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并且要经过非同一般的训练才能达到某种程度,其积累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工艺的传承有着非常复杂的师承制度和神秘的仪式,其技能和技艺多为家族世代相传。文献记载,古时“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民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

[8]

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这样

的传承制度虽然有着某些方面的缺陷,但是却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手工艺的技能与技艺的传承质量。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始于对自然物的利用“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和工具的制造与使用。

[9][10]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人们“剥林木以战矣”,利用

艺人脱离了奴隶制的桎梏,开始有了人身自由,有了私人的产业和生产工具,制作和生产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的前提下,手工艺产业的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生产的种类不断增多,分工也逐渐细化,有力地促进了生活方式的改进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手工艺人作为社会的新兴阶层,以“百工”之称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相并列,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凡天下群百

[3]

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史为

树枝和石块制成工具,用以防御野兽和天然的木棒、

获取食物。在为了生存的劳作过程中,人们偶尔发现高处掉下的石头能够将下面的石头打碎,而且利用破碎的砾石边缘切割东西比较省力。于是,便开始模仿自然现象击打石头使之破碎,从中选择形制合适的作为狩猎和采摘的工具来使用。早期的石制工具打制方法简单,没有过多的加工,仅能以合手持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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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历史学研究

度。后来,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打制加工的方法和手段,制造出可用来进行刮削、锤击、砍劈、锥刺等不同形态的石制工具。同时还利用这种原始的工具对骨头、木料进行刮削、打磨,从而创造出具有不同功能的骨制、木制等质地的工具来。

稍后,火的利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使人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季和夜晚活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随着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也由原始采集和狩猎向原始农业过渡。农耕作业的收获使人们过上

[11]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于是,“神农耕而作陶”,产生了

积极措施,促进了各地区造物活动的发展。纺织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产业生产部门,当时使用的提花织

[13]

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丝织物的数量

众多,制作精美;青铜器开始向着日用器具方向发展,传统的鼎、壶等物继续生产,又有盘、洗、熨斗、灯、炉、铜镜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新产品问世。漆器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已有替代青铜器具的趋势。陶瓷的生产技术也有所创新,釉陶的造型精美,色泽鲜艳,另外,早期的青瓷制造工艺在东汉时期也逐渐成熟。

三国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社会在动荡中继续向前发展。北方地区因连年战争,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人们将自己的精神信仰寄托于济世慈怀的佛教。在此同时,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对平和,各类传统手工艺的技术水平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得到提高,各种手工生产工具不断得到完善,从而促进了陶瓷、漆器、染织和金属等传统手工艺的普遍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日常用品和建筑陈设的装饰中,与佛教有关的飞天、莲花等图案与其他传统装饰纹样一起,得到广泛地应用。进入隋唐(581-907年)时期之后,国家强盛,社会繁荣,各项社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手工艺产业的进步。唐代宫廷设置专门机构对陶瓷、织染、金银器等手工艺行业进行管理,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手工艺行业的进步,各品种的手工艺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已经相当成熟。民间作坊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大,织锦坊、染坊、纸坊等民间作坊遍布各地城镇,品种繁多的生活用品与内容丰富的社会生活相得盈彰,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同时也为宋代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民间社会生活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持续繁华,使当时的手工艺产业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在当时,传统的手工艺产业虽然分属官营和民间两大体系,但二者各自发展而共同精彩;官营作坊汇集了全国的精工巧匠,产品选材精良,制作讲究,精巧华美,代表着时代的最高水平;而遍布各地城镇的民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则满足了民间社会生活的日用之需。当时社会崇文抑武的风气,亦在物品的风格特征上留下了印记。宋代的陶瓷、染织、料器等门类的手工艺品,无论是造型风格、还是装饰纹样,都以清秀含蓄、富于内涵而区别于前一时期的灿烂辉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生产工具的改良

大小不一的陶器,制陶的工艺技术。各种形制不同、

既有用来装运饮水、储存粮食、蒸煮食物的器皿,也弹丸、陶刀、陶环等陶质工具。制陶工艺技术有纺轮、

的发明,使处于萌芽阶段的手工艺和原始手工艺产业产生了质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土淘洗工艺“泥质陶”、“细技术的发明,烧制技术的改进,出现了泥陶”和“白陶”等质地较硬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工艺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兼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在质地细腻的红陶坯上绘有黑、紫、红、白、灰等色的各种图案,器形也更加合理、美观。当快轮制陶的工艺发明之后,陶器的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以蛋壳黑陶为代表的陶器器形更为规整美观,器壁厚薄均匀。同时,还出现了结构更为复杂,综合实用功能更强的鬲、甗、斝、鬶等器物。制陶工艺技术的发明与改进,标志着人的创造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可以得到更为完全的发挥,人类不仅能够通过某种手段改造自然物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改变某些自然物的性质。

秦汉(前221-220)时期,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手工艺产业的大发展,手工艺行业的分工更加专门化。有竹器业、铜素木器业、漆木器业、毡席业、造船业、制车业、器业、

制漆业、丹砂业、草药加工业、丧葬品加工业、珠宝业、金器业、玉器业等,“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

[12]

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无论是产品的品种数

量,还是制作的水平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秦代的纺织、青铜器、漆器、陶瓷、玉器等的传统生产工具、

手工艺门类都很发达,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西汉时期,政府中设立专门的手工艺产业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对传统手工艺实行分级管理,采取了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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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发展,织染刺绣的精美繁盛,料器工艺的创新拓进,文房四宝的完美集成,日用瓷器的典雅高逸,都是这一时期造物艺术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也就是由此时开始,部分手工艺产品逐渐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转向纯粹的玩赏趣味,对后来的手工艺多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辽(916-1125)、金(1115-1234)、西夏(1038-1227)等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区域的手工艺,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汉地影响,但依然保留了粗犷质朴的民族特色。此后,元代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民营手工艺作坊的生产和销售,影响了元代传统手工艺的均衡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北方地区的手工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其造型风格多雄放洒脱;而南方地区以端庄大气的元青花为代表的手工艺,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显现出清雋典雅、简洁明朗的风格。之后,元代的手工艺在继承前一时期传统的基础上略有发展,但其产品的功能与造型及其风格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手工艺及其产品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气息。承自宋代的“巧夺天工”价值取向在传统“虽由人作,手工艺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主张

[14][15]宛如天开”,“精在体宜”,具体表现为“巧法造化,[16]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开始转为艺术品。不受拘束的文人士大夫在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只好把自己的志趣和精力转移到他处,参与到园林、家具、雕刻、髹漆、陶瓷、服饰以及文房清玩的制作过程中,其雅致的趣味通过手工艺人在器物的结构、造型、装饰等方面表现出来,因而对清代及后世的手工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精美的作品不断涌现,有许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另外,明清时期的一些优秀的手工艺人在总结行业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专门的工艺专著,由文人记录的各式工艺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19]也相继产生。

传统手工艺所体现和依托的相关知识体系,主要是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记录方式传播和传授的各种知识(如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常识和专门知识),与以文字为媒介的经典知识体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具体涉及到手工艺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规的专门知识与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质、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长期以来,为了便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传播,人们将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制作工艺程式和器物使用的范式、程序、口诀以及传说故事等,并通过传统手工艺的父子、师徒、作坊和社会生活等的途径进行传承和把握。久而久之,形成了“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

[20]

的状况,一直延续下来。之世”

[21]自古以来,“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手工艺产业内部有了比过去更加细密的专业分工,瓷器、织造、刺绣、金工、髹漆等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的传统手工艺,均在技术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代市民意识

[17]

的甦醒,文人对“格物”的倡导与追求,以及西方传

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都曾不同程度的促进了明代手工艺的发展,而合理、周到、简约、精湛等的造物标准,则在客观上促进了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发展到了清代,已是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产业,其行业内部有了更为精细的分规则化发展。相工,工艺技术的规范也向着条理化、对独立的专业分工与条理明晰的工艺规范,为“精益求精”的造物艺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清代统治者的倡导下,手工艺人在创作的过程中追求的是技艺上的精巧与熟练,各类物品的结构与造型日趋精致,附着其上的装饰趋于繁缛,图案注重写实的绘画性。而文人士大夫阶层对精致生活的需求,则直接

[18]导致了“清玩”发展。清玩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手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之发展,是在完整地认识和了解自然天成的材料之物理与物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石材,对于曾经有过漫长的石器时代经历的中国人,所拥有的相关知识是丰富和有趣的。所谓“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巖。细则为砂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礜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或自柔而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灵含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大块资生,鸿钧炉韛,金石虽若

[22]

”在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极为顽物,而自动化无穷焉。

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将石之物理及其变化说得如此明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将不同的石材物尽其用也就不足为奇。

工艺产品不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其中的一部分已

226

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历史学研究

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角度来看,物理是指自然材料的基本性质,如外形、比重、品相、色泽和结构、强度、成分、密度、含水率、含油率等。因此,在选择和利用材料时,需要重点考虑外形、比重、品相、色泽等因素;而在加工或合成某种材料时,则需要重点考虑强度、成分、密度、含水率、含油率等因素。物性结构、

“物各有性,性则来自人对于自然材料的综合感觉,

[23][24]各有极”,而“温凉寒热,物之性也”,如“水曰润

是符合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的。结构是指承担造型之重力或外力的部分之构造以及形体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结构的合理与否,与能否满足器物的功能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造型为传统手工艺之形态的直接表现,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观念和精神的物化表现。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器物造型之原型多

[31]

“天地有大美”。在自然界中,来源于大自然,是因为

可作容器的物体形态多以丰富的曲线来构成,所以在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中,多以圆作为基本的产品造型语言,无论是陶器,还是漆器,乃至玉器和瓷器,其富有变化的外形曲线,或挺拔,或缠绵,或刚健,或柔弱,就连刚强的青铜彝器之线条也是直中有曲,富有变化,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而对于装“文质彬彬”的主张,因为“质饰的要求,古人提出了

[32]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只有“文”与“质”的自然平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

[25]

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所

以,在制作具体的手工艺产品而选择材料时,除了需要依据材料的物理进行选择之外,还必须从多个方面对材料的物性予以考虑。如中国南方常见的樟木,“木大者数抱,肌理细而错综有文,宜于雕刻,气甚芬

[26]烈”,于是被人们用来制作存放衣服和书籍的木箱。

手段是指在处置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工艺技术及其规范,这样的工艺技术及其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累积起来的,并且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被反复印证的。在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之“百工从事者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这里的法即

[27]

衡,才能使功能与审美达到和谐统一。

注释

[1]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光审定《周易正义》卷7《系辞上·第十二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2]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8《商颂·殷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3页。

[3]吴毓江撰,孙启治校《墨子校注》卷6《节用中第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5页。

[4]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忠、龚抗于振波、胡遂、陈咏明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左传正义》卷32云、

《襄公十四年》,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7-928页。

[5]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卷19《子张第十九》,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第257页。出版社1999年版,

[6]王云五主编,宋天正译注,杨功亮校订《中庸今注今译》章2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3页。

[7]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5上《工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0页。

[8]邹国义、胡果文、李晓路撰,《国语译注》卷6《齐语》,《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华古籍译注丛书》

[9]战国·韩非原著,张觉译注《韩非子全译》卷19《五蠹第四十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5页。

[10]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7《孟秋纪第七》之《荡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11]宋·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卷833《资产部十三·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册

法度,也是规范。规范是传统手工艺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工艺技术规程,亦为某一类或某一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功能要求指标。既要符合材料的自然特质,也要符合工艺技术的制作规律,如同台湾家具工艺

[28]大师叶泰钦所说:“直的要直,平的要平,弯的要顺。”

历史上与竹、木、柳、藤、草、棉、革、漆、土、陶、瓷、金、银、铜、铁、锡等材质相适应的雕、镂、刻、削、染、缝、绘、髹、铸、琢、磨等的工艺,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规范。具体的工艺技术规程是传统手工艺产品质量“‘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的保障,比如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

[29]

而具体的传统手然,为其不可复也,则事寡败也。”

工艺产品的功能要求指标则是其进入社会生活的通行证。

传统手工艺的所谓形态,是指传统手工艺产品的最终表现形式。由形态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智慧以及审美理想和精神世界的观念知识,是通过结构与造型和装饰等的范式与规则来实施的。形态之优劣与多种因素有关,《考工记》提出的“天有时,地有气,

[30]

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标准,

227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手工艺

第751页。

[1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61页。

[13]晋·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卷1《霍显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淳于衍起第赠金》

[14]张家骥:《园冶全释》之《园说》,〔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5]张家骥:《园冶全释》之《兴造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第162页。社1993年版,

[16]王世襄:《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之《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

[17]明·王鏊撰《震泽长语》卷上《经传》,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

[18]清玩,指符合文人趣味的清雅玩品,如古琴、钟鼎彝器、书画、怪石、古器、盆景以及文房四宝等。

[19]明代的有髹漆艺人黄大成的《髹饰录》,计成的《园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王??、王思义的《三才图会》,赵士祯的《神器谱》;方以智的《物理,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等。清代的有朱琰的《陶说》,程哲小识》

的《窑器说》,蓝浦、郑廷桂的《景德镇陶录》;梁同书的《笔史》;张燕昌的《羽扇谱》;周嘉胄的《装潢志》;沈寿口述、张謇记录的《雪等。宧绣谱》

[2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礼注疏》

第1059页。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忠、龚抗于振波、胡遂、陈咏明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左传正义》卷38云、

《襄公二十七年》,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5页。

[22]明·李时珍著,刘衡如点校《本草纲目》卷8《金石部目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页。

[23]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内篇》卷1《逍遥游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页。

[24]吴禔注《宋徽宗圣济经》二册卷9《药理篇·名定实辩章第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3页。

[2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廖明春、陈明整理,吕绍刚《尚书正义》卷12《洪范第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审定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26]明·李时珍著,刘衡如点校《本草纲目》卷34《木部·樟》,〔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7页。

[27]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8《说林下第二十三》,《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6-187页。

[28]叶泰钦口述,刘怡玲整理,吴智良编撰《正港的台湾木工精神》,〔台南〕台湾永兴家具事业2008年版,第145页。

[29]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1《法仪第四》,《新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页。编诸子集成》

[3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0页。京〕

[31]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7下《知北游,〔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35页。第二十二》

[32]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卷6《雍也第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第78页。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方心清〕

TraditionalHandicraft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XuYiyi

Abstract:TraditionalChinesehandicraft,asthetangibleheritageofbothmaterialsandspiritpeoplehavecreated,enjoyedandtransmitted,occupiesasignificantpositioninChinesehistoryandculture.Itreferstoboththeprocessinwhichacertainmaterial

(orcertainmaterials)istransformedintoanotherform

byhandworkmeansandtheproduct.Theinventionandmaturityofhandicrafttechniquessatisfytheneedsofpeoplesliving,promotingtheadvanceinChinesefolktangibleculture.Ingeneral,peopledemandofhandicraftnotonlybasicallytheconvenienceoflifebutalsothebeautificationandenrichmentoflife.Suchdifferentdemandsurgethefulldevelopmentofvarioushandicraft,resultingindiversifiedcreationofhandi-craft.ThroughouttheChinesehistory,handicraftofdifferentmaterialsandformsandbydifferentmeansplayagreatroleinsociallife,creatingahugesystemoffolktangiblecultureandarelatedintellectualsys-tem.Tillnowithasbeenavitalpar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Keywords:traditionalhandicraft;historyandculture;folktangibleculture;intellectualsystem;trans-mission

228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业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业

1. 单选题(本题总分50.0分,本大题包括25小题,每题2分,总计50.0分)

1. 1840年之前,中国自视为( )。

A.礼仪之邦

B.天朝上国

C.大国

D.蛮夷小国

标准答案:B

2. “清谈误国”的文化反思针对的是( )。

A.汉朝

B.魏晋南北朝

C.唐朝

D.明朝

标准答案:B

3.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殖民运动是( )国家的必然选择。

A.资本主义国家

B.封建主义国家

C.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D.欧洲国家

标准答案:C

4.( )是中国人存在的精神家园。

A.儒家思想

B.孔孟思想

C.四书五经

D.中国传统文化

标准答案:D

5.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是( )。

A.魏源

B.龚自珍

C.李鸿章

D.曾国藩

标准答案:B

6.( )事件拉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

A.第一次鸦片战争

B.中法战争

C.南京条约

D.甲午战争

标准答案:A

7.工业革命浪潮发端于( )。

A.法国

B.英国

C.德国

D.俄国

标准答案:B

8.中国屈辱的近代史说明了( )。

A.“落后挨打”

B.“科学的重要”

C.清朝政府的无能

D.改革的必要性

标准答案:A

9. “心学误国”文化反思针对的是( )。

A.明代灭亡

B.唐代灭亡

C.鸦片战争

D.甲午战争

标准答案:A

10.中国近代历史非常重要的转折发生在( )。

A.1810年

B.1820年

C.1840年

D.1830年

标准答案:C

11.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人的存在是离不开( )支撑。

A.思想

B.精神

C.理想

D.文化

标准答案:D

12.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 )爆发说明以工业生产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制度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形成现实的挑战。

A.中法战争

B.甲午战争

C.第一次鸦片战争

D.第二次鸦片战争

标准答案:C

13.从( )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地实现了生产的突破。

A.17世纪中期

B.17世纪晚期

C.18世纪中期

D.18世纪晚期

标准答案:C

14.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北洋水师舰队的所有命令和指令都是用表达( )。

A.汉语

B.英语

C.法语

D.德语

标准答案:B

15.甲午战争是中国和( )的一次历史性的战役。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日本

标准答案:D

16. ( )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衙门。

A.1840年

B.1850年

C.1861年

D.1862年

标准答案:C

17. 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去( )学习。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美国

标准答案:D

18.何善蒙副教授认为,( )使中国在亚洲甚至东亚的地位荡然无存。

A.中法战争

B.甲午战争

C.鸦片战争

D.洋务运动

标准答案:B

19.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洋务运动”主张( )。

A.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B.向西方学习民主制度

C.改革中国政治制度

D.改良手工劳作的方法

标准答案:A

20. “洋务运动”之后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是( )。

A.维新变法(戊戌变法)

B.辛亥革命

C.明治维新

D.太平天国运动

标准答案:A

21.洋务运动时期,以( )为代表的守旧派主张传统的仁义制度,反对西化。

A.曾国藩

B.胡适

C.倭仁

D.顾颉刚

标准答案:C

22. 安庆军械所是由( )创立的。

A.李鸿章

B.曾国藩

C.张之洞

D.林则徐

标准答案:B

23. 1863年,( )在设立“广方言馆”。

A.北京

B.天津

C.上海

D.南京

标准答案:C

24.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对洋务运动的成效真正的检验是( )战争。

A.第一次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中法战争

D.甲午战争

标准答案:D

25.何善蒙副教授认为,( )的签订,标志中国洋务运动的破产,也说明中体西用在中国行不通。

A.《南京条约》

B.《辛丑条约》

C.《马关条约》

D.《天津条约》

标准答案:C |

2.判断题(本题总分20.0分,本大题包括10小题,每题2分,总计20.0分)

1. 1840年左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威胁是社会发展态势发生变化。

标准答案:true

2.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殖民运动其实就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和市场的扩大。

标准答案:true

3.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观念日益深得人心,科学主义日益盛行。 标准答案:true

4. 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代表了传统和现代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非常纠结的一种现状。 标准答案:true

5.何善蒙副教授认为,就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论战本身来说,是科学战胜了玄学。

标准答案:false

6.何善蒙副教授所讲,“百日维新”的失败意味着,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政治体制的西化之路是行不通的。

标准答案:true

7.中体西用是指“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标准答案:false

8.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坚持文化传统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

标准答案:false

9.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中国是主动自觉进入现代化进程的。

标准答案:false

10.何善蒙副教授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北洋水师的装备非常落后。

标准答案:false

题3分,总计30.0分)

1.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将工业化生产发展到( )这些国家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日本

标准答案:ABC

2.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产物是( )。

A.珍尼纺纱机

B.蒸汽机

C.蒸汽机车

D.电灯

标准答案:ABC

3.( )符合何善蒙副教授的观点。

A.人可以离开文化的支撑

B.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C.人是文化的动物

D.人是文化的产物

标准答案:BCD

4.1840年以前,中国人认为( )这些国家都是“蛮夷小国”。

A.英国

B.日本

C.朝鲜

D.美国

标准答案:ABCD

5.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 )。

A.本位意识

B.主体意识

C.天然优越感

D.自我意识

标准答案:ABC

6.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导致需要更多的( )。

A.人力

B.市场

C.资源

D.供应

标准答案:BC

7.1861年成立了( )。

A.同文馆

B.广方言馆

C.总理衙门

D.江南制造总局

标准答案:AC

8.( )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A.倭仁

B.胡适

C.章太炎

D.梁启超

标准答案:ABCD

9.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有( )。

A.恭亲王奕欣

B.曾国藩

C.李鸿章

D.光绪皇帝

标准答案:ABC

10. 根据何善蒙副教授所讲,“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带来了惨痛的结局是指( )。

A.鸦片战争爆发

B.甲午战争爆发

C.八国联军侵华

D.义和团运动

标准答案:CD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核心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核心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参考文献:
  [1]范曾.休闲的哲学[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9(1):4~5.
  [2]马惠娣.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
  [3]马勇,周青.休闲学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4]周飞伶.休闲之略观[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3).
  [5]高锦梅.现代都市人休闲娱乐体育观[J].湖北体育科技,2012,(1).

浅谈中学历史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 要】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特殊特点和传统历史教育的功用谈起,详细阐述了目前我国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误区,如历史学科的被漠视、应试教育模式、教改中存在的种种幼稚倾向等,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世界焕发出巨大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历史功用;传统文化;国民精神;优质课;幼稚病;学科能力
  一、历史教育的功用
  “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集体记忆的源泉,而保持民族集体记忆,惟有凭依历史教育。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具体讲,历史教育有如下功用:
  1.读史使人明智,且必当学会做人
  学习历史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缔造真我。“人类是文化的动物”,谦虚坚忍,忠孝仁爱,昂扬上进,开拓进取……这些精神无不是通过学习历史,又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了人格的特质得来的。
  2.历史教育是培养国民精神的根柢
  实际上历史教育的意义就是改造国民精神,树立民主的和人性主意的现代国民观。养成国民的责任感和自信力,从而正确认识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和个人事业的成败
  3.关注历史,服务现实
  有效的历史教育是服务于现实的,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且混杂,信息灵便且芜杂,崇尚个我却又极易从流,标榜自我却又偏执私意的时代,需要通过具有时代特性、生命价值观和个性的历史教育塑造人类的伦理精神,需要借助历史文化洗净我们的心灵,借助历史去创造、呵护、滋养一个人类未来美好而崭新的集体记忆――文明成长进步,民族和睦繁荣,世界和平安宁。
  二、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1.历史学科被漠视
  历史学作为一门修身和认知社会的学科,是一种长期的、含蓄的、意识导向型的学科。其主要作用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认识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决策。但是这种道德水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不像数理化等工具学科在提高人的技能方面,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我国社会在人才的选拔考试中,绝大多数不考查被选拔者的历史水平。这在客观上强化了“读史无用论”。
  2.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
  历史教改的名词繁多,什么“创新教育”、 “探究式学习”等等,但实际上历史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因为当前我国基本上还是处于市场经济初级水平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仍然是“人才”,而首先不是“人”,考分和升学自然成为学校的首要目标,考试成绩成为衡量教学效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如果不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历史教育的这种应试性很难改变。
  3.历史教改存在种种误区
  (1)过分强调学生的“学科能力”,背离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目标。目前历史考试中所要求的 “学科能力”,其核心仍是学习甚至是研究历史的能力。在教学改革中,“自主学习”主要还是强调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方式方法。中学历史教育的目标,从实质上说,应该是按照未来国家公民的规格,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不是按照历史学家的规格,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工作者。
  (2)概念不清、视野模糊。当前,围绕着“创新”和“创造”,在历史教学中形成了许多概念,人们用的较多的,如“历史创新教育”、“历史创造能力”等等。然而,人们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许多模糊的地方,在历史教学的多项目标中,过分强调所谓“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3)优质课强调形式化和课堂包装,存在幼稚倾向。看过一篇报道,重庆市某片区举行历史优质课大赛,内容是甲午中日战争,一位参赛者自始至终保持微笑,一个本来沉重的话题变成了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体现出教师教学理念的严重偏差,不知道这堂课的价值是什么,盲目追求互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历史教育者,不得不深刻警醒。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文化一向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但却认为这种力量更像是一种类似客观规律的东西,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要赢得对自然的自由,只有靠自己去认识这一客观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拥有最为健全、最为强大的人格。比如火药,在它的发明地中国,它最广泛的用途是用来制造一种祥和热闹的气氛。而在西方,它却变成了杀戮的武器。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能利用火药制造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吗?我觉得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力量。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一员,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如何将中学历史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效的整和,达到历史教育的最佳境界,是我们每个历史教育工作者所应该审慎思考的问题。笔者有如下拙见:第一,面对现实,取舍得当。使现实的历史教育与丰富的传统文化有效结合,在新时代幻化出迷人风采。第二,要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竞争与交融。我们的历史教学也应积极倡导这一点,通过中学历史教育的可操作性,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摘要: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 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 明进步基本动力。大宋和大明的灭亡造成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 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 救亡先救心。 宋时知识分子对战国时 《大学》 里的“正心”思想的挖掘及明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 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它在理论范畴上完成了“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对接,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到改造主观 世界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认识循环的基本链环。中国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知 识体系, 中国特有的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高于西方物理层面的知识体 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 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非常快。 这归因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上述优 势,归因于我们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

目录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与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的历史要久远得 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 世界上没有几个,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国版图的国家,世界大概只 有中国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由于英国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 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i[1]中国传统文化是支撑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国传统文 化也就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就此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 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 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绝对底线和动力。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 其实文明的成长, 也不主要是一个绘画绣花的过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 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那时候的世界兴的是农业
全球化,当时最稀 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耕地。所有的斗争便由此展 开。从孝文帝,铁木真、努尔哈赤、以及对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 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融入农业全球化。在当 时,不融入农业全球化的民族多为农业民族所征服,正如从事农业的 斯巴达征服从事工商业的希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走在了前 面,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东亚文明,在当 时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与西方相比, 东方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 经验型学说,它不重视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视形 式逻辑的学说, 但这不占主流——这与经验型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不占 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关于“名”“实”之争,就是形式 逻辑和实际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但最终都归入“以名举实”ii[2] 共识之中,认为逻辑必须与实际事物的真实性相对应,逻辑只是认识 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 这在邓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为只重实效的 “不争论”的思想。iii[3]

这里说的“逻辑”是指重名轻实的形式逻辑,而不指后来出现的 “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概念,相反“辩证逻辑”、“历史逻 辑”在 19 世纪的欧洲出现恰恰说明西方的形式逻辑在向经验回归。 经验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中的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比喻说:

你要有知识, 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 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 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iv[4]

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 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 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 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 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v[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 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 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 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 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 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 的“道”与西方的逻辑
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

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vi[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 东方经验最接近 “实事” 中求来的 “是” 而不是 , “普世” 中的 “是” 。 “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 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 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 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 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 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 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 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 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 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 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 西医竟花 700 多块钱,其中 500 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 200 块花在药 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 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 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 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 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

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 维茨的理论, 就会发现, 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 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vii[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 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 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 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 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 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 摸着石头过河”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 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 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 防右,有阴调阴
,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 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 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 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 直切苏联政治 “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 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 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viii[8]这就是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 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

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 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 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 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 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 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 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 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ix[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 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 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 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 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 “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 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 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 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 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 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 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 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 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x[10]甘地在印度 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 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 健康发展的养份。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 它的长处
——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 东方人重综合轻 (形而上学式) 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 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 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 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 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 西方人分析 “变” 的方法是把 “变” 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 490约前 36 年)说的“飞矢不动”xi[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 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 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 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 的变易看为 “道” 的本质。 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 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 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 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 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

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 问题靠合, 西方靠分。 二战迄今, 欧洲版图越分越小, 现在连科索沃、 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 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 主流认知 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 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 主流认知 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 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 有精彩的论述: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 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 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 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 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 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 直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 线性和片面性, 死板和僵化, 认识论根源。 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 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
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 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 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xii[12]

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 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

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 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 才是秃子” 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 对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 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 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 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 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 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 头把交椅。 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 头把交椅。 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 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 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 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 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 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一筹莫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 ——比如可持续发展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 ——的本质性存在 一定也是辩证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而辩证思维则是形而 的存在。 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 但仅有辩证思维,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加形而 上学才能造成技术的绝对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的缺

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东方文化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样。缺点只 不过是优点的过度表现, 而西方文化的优势表现高峰期是近现代的技 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 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
过度伸展已使其 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反者道之动,在不同时 期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矫正恰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术一旦摆脱了人的控制,就会对人类带来灾难;当技术发 展到成为人类发展必须依赖的路径的时候, 技术反成了人类发展的障 碍。目前人类整个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地球资源贮存总量和环境 质量却在日益下降, 这使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升格为人类 和自然的总矛盾。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的文化价值不 变,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 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术,公平屈服于效率, 而人权屈服于资本。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总是逼使公平处于 弱势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同时,南方世界则是“路 有冻死骨”。技术的力量在资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的异 化力量。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发达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 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 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 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 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 遗。

目前看来,西方文明模式带来的人类发展已不可持续。技术问题 已开始上升到人的问题,经济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问题。当历史从物的 当历史从物的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人们又会 世界转入人的世界、 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研究难点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利益的研究。 利益争夺给学术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难辨”。所谓“兵不厌诈”是 政治领域的常识,伪装在政治斗争中是基本手段。可这在西方的排斥 经验的形式逻辑或数理模型中就很难解决。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 “真”字,但对于真的认识仅靠先验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经验 辨别的结果。比如在你的数学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猎人才能发现 其中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当数据进入模型时,就已 被既定为 “真” 了。 这在技术领域可以, 但在社会学领域就绝对不行。 数学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解决不了人心的真 伪。即使经验考验过的“人心”,只要人没死,此时与彼时也是不一 样
因而对其真伪是无法确定的。 天下学问, 尤其是社会学科, 绝对不能绕过经验。 不管什么结论, 到真正见招儿的时候,就露出真假。看电视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 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 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电视此类节目设计,如让参加讨论的 学者先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 的眼睛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

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 理论一进入经验, 理论一进入经验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马显出真假 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 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 婆说婆有理, 公说公有理, 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 道理也不同; 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 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 之后,尤其是获得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 如人被反复烧伤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 年 “四一二” 大屠杀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才认同了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 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 世纪 60 年代 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 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

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 才能了解在对外政 策中所犯的错误,而 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 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 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 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济和个人知识、 就能发挥作用。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但由于其知识生成体系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 的差异, 的差异, 他们从各自的知识生成体系中生成的认识侧重面是却是不同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的。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正 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 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 “四大发明” 技术下嫁到西方才能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的道理一样, 如东方的 四大发明” 的道理一样, 西方这些大师
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比较而 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在实践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动 言, 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而中国 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 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则更贴近人类学习能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 力的生长规律。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中国的“大学问”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 “实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 道经》, “德”先“道”后,xiii[13]这说明老子重视的是范畴是“德” 而不是“道”。“德”为“事”,“道”为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 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 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说

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 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 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 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 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这与管子说的“德 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 的存在方式。“德”与“道”两大范畴奠定了中国经验型文化的哲学 基本。《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实事求是”、“格 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学》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 与西汉在农民战争中覆灭造成“实事求是”命题在东汉提出的道 理一样,xiv[14]大宋灭亡造成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 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
,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识分子对战国时期的 《大学》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随后王阳明(1472-1529)心学在 明代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大革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 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 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 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 》、《孟子》、《中庸 地带有宋时“ 地带有宋时“心”学的痕迹。明时,王阳明将心学推向极端并并形成 学的痕迹。明时,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 的命题 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xv[15]的命题,他从心学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 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将“格物” 格物” 与“正心”统为一体,他说: 正心”统为一体 他说: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 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xvi[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xvii[17]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 物者,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 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xviii 修者, 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 而其实只是一事。 [18]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
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 》, “格物” 境界转入 正心” “正心” 。 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已从以前的 格物”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于其外, 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 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 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妄动而能静矣。 心不妄动而能静, 则其日用之间, 从容闲暇而能安矣。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 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 而能虑矣。 而能虑矣。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能虑则择之无不精, 处之无不当, 处之无不当,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 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xix[19]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具有关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因为它从理论范畴上完成了 客观世界” “主 “客观世界” 和 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 观世界” 观世界” 的对接, 的对接, 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 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践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至 就是 —再认识” 再认识” 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 由此, 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善于是乎可得矣” 善于是乎可得矣”。 《大学》之问,在于立场,立场在于“正心”,心正方可至善。 “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就是 至善,就是“新(亲)民”即做新人,就是说你的学问为了什么、为 了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是你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有什么样 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正心”是用改造客观世界的 “格物”方法先来格心。原来是格外界之物,现在是格自己的
心。思 想上先定位,定了“心”位,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xx[20],我们常说 “我有一颗中国心”,这都是对自己的“心”做出规定,这就是“正 心”。“正心”了,才能去改造客观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 的东西。 当然,这种“正心”哲学一旦被推向极端,也会进入自我否定。 理学在南宋时被推向极端,以至要灭人欲,xxi[21]这就走上了邪路。 但不能由此也否定宋明理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贡献。 其中的糟粕 只是思想进步中的反动,这应合了“反者道之动”的道理。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解决中国的问题,

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叫安泰。安泰的力量来 自大地。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 力量。同样如果他离开地面,就会因失去力量源泉而变得软弱。后来 他的敌人海格立斯就是通过将安泰举到空中的方法将他杀死。事实 上,中国文化中的“安泰”伟力也源于中国本土;同样的道理,使中 国文化衰落的糟粕也归因于脱离中国实际。历史上中国衰落的时候, 多是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中国实际、坐而论道的时候。空论之风宋朝最 盛,朱熹将“理”提到吓人的高度,认为“理”是“器”之本。xxii [22]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也最令人伤感。从大宋到大明王朝,中 原王朝反复为北方马上民族所颠覆,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大刺激。 他们开始反思: 好好的王朝怎么就一个个的灭亡了?这就激出了人们

再次提出“器”与“理”的争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子、顾炎 武、黄宗羲等均反对空论“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 实际学问,王夫之更是直言“无其器 则无其道”。xxiii[23] 其实,器和理的关系还是“格物致知”、事实求是认识方法的继 续,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争论中,知识分子逐渐明确了文章要 有针对性,主张文为时而著,从事物的实践中总结出经验。由此“经 世致用”、“崇实黜虚”实学思潮xxiv[24]也随之高涨,汉代的“实 事求是”重新提出,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 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 实践实学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反对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带兵 打仗,拿枪杆子。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提出的“心外无理” 的唯心命题在当时是很革命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在李鸿章、 曾国藩、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 的政治成就。值得说明的是
,这种传统与同期的英国培根(1561-16 26)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美国杜威(1859-1952)的实用主义有相通的 地方,只是后者在西方的地位远不如中国的同行。 清朝灭亡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 再次造成中国思想界的 空前震荡,并由此产生了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 论的焦点在于主义在先, 还是问题在先?这实际上还是宋以后 “器” 、 “理”之争和更早的“德”、“道”之争的继续。春秋以来,这个争 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今天我

们把 “实事求是” 说得太多了, 以至反使人忽视了它深刻的文化价值。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xxv[25],其实,实事求 是,可不是什么口号,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曾数千年屹立世 界东方并将再次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酵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 “实事求是” 精髓。 共产党早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和平的调子喊得震天 响,谁都不说那难听活。那时国际流行语是:“我们不要步枪,不要 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xxvi[26]这话 说起来好听,但不管用。当时,陈独秀身上就有浓重的英国和平首相 张伯伦的影子,以为政治不用打仗,系好领带去谈判就行了。陈独秀 打好领带穿上西服后把枪交给了蒋介石,其结果得到“四一二”大屠 杀的回报。那时共产党年轻,没有见过血,而国民党在与清王朝交手 时却是见过血的,所以,人家先下手。“四一二”之前,你若跟共产 党干部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谁也不听,他们会指责你说:都 20 世纪了,你将把我党引向何处;我们的党怎么能用军阀那一套搞 革命呢?蒋介石开杀戒后,大家就知道了,当时中国政治手段与军阀 并不遥远。在大流血后,共产党中的书生们才承认“枪杆子里边出政 权”这个连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怎么用枪杆子,开始共产党还是不承认毛泽东的井冈山经 验,觉得还是洋的好。人们愿意采用比如当时黄埔军校中流行的来自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那点东西。大家承认洋顾 问李德,xxvii[27]结果就是打不赢。直到 30 万人红军打得剩下 3 万

时——10 个人里有 9 个脑袋都掉了——的代价,大家才认识到毛泽 东。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是中国经验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中国 “实 事”中的马列主义,是格中国之“物”后中国化的“致知”。当时毛 泽东与王明争论焦点并不在于主义, 而在于问题; 不在于如何 “致知” 而在于如何“格物”。 毛泽东之所以能
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在 坚持马列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这一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没有区别) 下,抓住了东方文化的实事求是精髓。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之 后,蒋介石就相形见绌了。蒋介石要比毛泽东西化些,他与日本政治 家一样,学的是德国的军事方法。德国那一套,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 还行——这使得蒋介石获得北伐的胜利;但在西南山区就派不上用 场, 这是蒋介石屡败共产党于西南并最终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的重要 原因。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人一见血, 就不空论; 人在吃饱饭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坐而论道。 “四一二”大屠杀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城里被 赶进山里。 大家从思想上开始接受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时在方法论 (而 非本体论)上继承的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曾与 胡适从杜威那学来的“实用主义”相共鸣。上山后毛泽东写了《反对 本本主义》,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事实 求是”的影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说,研究中国革命的真理首先要靠

格中国之“物”后获得的中国经验,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需要经过中国经验的过滤,他说: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 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 经验中才能产生。xxviii[28]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排斥性的至少也 是偏颇性的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大背景有关。 当时中国知识界有一 个争先恐后与旧世界决裂、与洋世界接轨的热情。这使中国新文化爱 国运动又包裹着强烈的全盘西化的冲动。那个时候要砸孔家店,就连 汉字也有问题了,说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以至中国知识分子在倒掉 传统文化中的“洗澡水”即文化糟粕的同时,也连其中的“孩子”即 文化精髓一齐倒掉了。“四一二”之后,本来想穿着洋服“轻装”上 阵的共产党却在血泊中不得不穿上草鞋进了山。这些失败的经验,使 共产党再次寻求本土的力量,开始接近“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的道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经验 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人开始不自信,新中国建立之初,
我 们学西方英美没有条件,就学苏联老大哥,学政治、学军事。可双方 合作到关键技术,比如导弹、原子弹技术阶段,人家赫鲁晓夫就不给 我们中国人教了,要撤回苏联专家。这再次迫使中国人立足本土,自

力更生,结果国防技术很快就上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又有些 不自信,觉得国外的月亮还是比中国的圆,硬往人家的怀里钻,要与 国际接轨, 当时为了加入 WTO, 一些知识分子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状态, 说是要“与狼共舞”。与中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的 情形一样, 这时的西方老师还是不认中国 “学生” 硬说 , “中国威胁” 。 这几年,且不说科索沃炸馆事件,也不说东海撞机事件,就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明眼人从中不难看出,你对他们怎么好都不行,中国 人给人家把饭都做好了,摆了一桌宴席,他们还要说闲话,说来吃饭 得有条件,而且是政治条件。咱们够诚心了,对他们那么好,完全按 国际标准操作,我们赢得金牌多,他们又说金牌计算标准不对。这我 们就不干了,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了。与这个认识过程相吻合的 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又在向本土回归,要与本土结合,就如希腊神话 中的巨人安泰一样,要重新从中国本土中获得伟大力量。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大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 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传统文化涌动大学讲 坛,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 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中国文化经典和至尊的作品都是经验之作。从《论语》、 《史记》 到《资治通鉴》,从“毛选”到“邓选”,在方法论上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重经验——有人也称为“重实践”,不空论。从方法论上, 他们都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正心修身”等作为获得经

验的重要方法。这使中国的文化形成有鲜明的针对性。不然就如面对 一个饿肚子的山里人讲减肥一样,文不对题。在进行研究之前,中国 文化要求你必须把理论原则经验化: 第一步, “格” 先 出具体的地点、 时间、 具体的人, 然后再针对具体情况做 “致知” 即具体分析的工作, 不然就会空话连篇。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种子若不合土地,那就是无用的种子。这种“格物致知”的方法 是贯穿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红线,也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尽管这种 方法——比如中医号脉——的结果没法量化,但它能有效解决问题
, 很实用。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 不讲实事求是, 不讲辩证法,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黑格尔也是辩证 比如英国的培根、 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但这些 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 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也不支配西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 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政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马基雅维里的 》、李斯特的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 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尼克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 这些作品及其政治实践领袖也对西方的历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这些作品在西方知识界远没 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比较而言,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29] 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xxix xxix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 一样。 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xxx[30]一样。 xxx 一样 我们在文章的开篇处说过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 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生存斗争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对

底线和动力”。这就是说,民族生存斗争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动 力。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裕中的人已远 离了生存斗争。远离生存斗争的人,就易做秀,喜欢面子而不喜欢里 子。其实,国家发展也存在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现象。罗 马崛起于忧患,征服了沉湎于安乐的地中海诸国;后来罗马人又沉湎 于“盛世”,结果为“发于畎亩”xxxi[31]而又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 北方“蛮族”所消灭。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 理论脱离实际,形式重于内容、面子大于里子的风气。2008 年一系 列灾变比较集中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这几年我们学西方高科 技,技术含量提升得很快。2008 年初,雪灾一来,那些好看不坚固 的
交通和通讯线路, 尽管技术含量高, 但不抗冻压, 出现大面积瘫痪。 在军事方面,这些年我们部队装备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但在汶川地 震中,其机动性反倒降低了:面对险急,部队不能迅速进入“战区”; 信息化作战、电脑操作这些高技术手段在汶川大山中不管用, “许三 多”的潇洒也没了,士兵“突击”也不见了。结果只有靠最自然、技 术含量很低的东西:人力加水路。这是因为西方的军事理论与其文化 特点一样,是技术优先,结果人反成了技术的附庸。人随物走,机器 进不去的地方, 人就一筹莫展。 设备太先进了, 部队反失去了机动性。 比较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在这一带打仗如鱼得水, 蒋介石被引得团 团转。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理论是西方的,人随装备走,毛泽 东是“万物皆备于我”,物随人走。

汶川救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现代 化不能丢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不管什么文化, 不管它多么好看,得接招,得好使,得管用。理论接了招就显真伪。 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及其体制改革要少一点 “香水味” 多一点 , “土味” 。 好的文章, 渔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鱼腥味” 农民看了从中能闻出 ; “粪 土味”;军人看了能从中看到沙场上胜利的希望。香水型文章,只对 超女型学者有用,而对国家建设无用。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几年出现国 学热、要恢复传统,但大多都有追求形式而忽视了本真的倾向。有的 教授讲老子、庄子,讲得散淡而潇洒,海阔而天空。但这些香味四散 的文章和演说对一个饥饿的失业者、一个受了欺负却没钱打官司、一 个赚了一辈子钱而买不起一套房的普通打工者——目前这样的人群 日益增加,一个还受霸权主义欺负、主权统一尚未完成的国家的经验 来说真是南辕北辙。 与共产党早期对政治的理解还处于感性阶段的经 历相似,中国今天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处在感性和“好玩” 阶段:似乎国学就是穿旗袍、打灯笼,西学就要打领带、穿西服,女 子“开放”就是开背、露肚脐、穿拖鞋。如果是一般百姓,这样的感 性认知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这样,知识分子担负 着将百姓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任务, 担负着为中国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责任, 应该从中国文化的精髓视角看问题, 讲问题, 将西方的知识经过中国化的经验过滤, 使其能更加有效地为中国人民 服务,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东方民族在世界中曾经是一
个引领和支配历史的强势民族。 与西方大规模支配东方的历史始于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现 象巧合, 东方大规模支配西方的历史也是从史前东方蒙古人种对美洲 的征服开始。大约两万年前,一支后来被称作印第安人的蒙古人种从 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在那里曾建立过四个帝国,最重要的是 中美洲的阿滋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 他们将亚洲同时代的文 明例如用火、 驯犬及某些特殊仪式与医疗方法等带到美洲, xxxii[32] 他们为人类提供了玉米、番薯、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印第安 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遍布美洲,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 发明过玛雅文字,在天文学方面也相当有成就。 东方人对西方第二拨冲击的就是匈奴人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 1 世纪,匈奴人被汉武帝击溃并分化,其中一部分(北匈奴)被迫远走 中亚、顿河、伏尔加河等地。由此引发了在匈奴人头领阿提拉——欧 洲人其称为“上帝之鞭”——驱赶下的民族大西迁浪潮:庞大的人口 涌进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最终在公 元 476 年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垮台。 其中一部分匈奴人就定居在东欧匈 牙利大平原上。 东方文明对西方的第三拨冲击就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12 06 年,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东起朝鲜半 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 半岛的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其间,欧亚之间的复杂的国界为蒙 古人的强力统治所打破,以至当时蒙古人夸口说,在东起东海,西至


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 节 I; 『,中 国 的  

传化

 ■

唐雅 

自 国 从家把 传统 节 日纳 入

统 意  义 上 的 春节 指 从 腊是月  初八 的

腊 祭或 月腊二 十 三 或二 十

 节

最早 文的 记载字 见于东 汉 。  

法定 假 期 . 们 生 活 中 人 多 便 了  份 一期 。每盼 节 日到, 各种祝 福 短信 铺 天 盖 地,大 有 泛滥 灾成  

之势  。

历五初月 五, 人们用 彩色的 丝 带 

系 在手臂 上。用 来 防避 兵役 鬼和  ,魅 病防 防瘟 疫 。 现 在 较 通为  行的 解 是释纪 伟 念 大 的爱国 诗 人  屈 原 。 习俗有 吃 粽子 划、 龙 舟、 喝 黄酒雄 、艾插、蒿洗 风 药水澡   等。 

夕七节 : 农历 七 月初 七 ,  

四的 祭 灶 一 直 到 正, 月 十五, 其  中 以除夕 和 正月 初为一高潮 。  各 族民都 有各自的庆 祝 活动 : 如祭 

年端午 , 一 条 消 疯 息狂  传祀 神佛 、祭 奠祖 先 除 旧 布、新 、   递: 各“ 亲位 : 端 节 不午能 互 祝 禧迎 接福 、 祈 求丰 年 、 贴 春 联  、快

的,乐 多最 互 ‘祝端 午 安 ’ 。  康 为因午 端节是个祭 祀 节 日 ! 这   伍 天胥投子 钱塘江、 曹 救 父娥 投曹  娥 、江大 文 豪原投屈; 1 罗3 水。 五  月 初 是 毒五日 。是 个 悲壮 的 日   子.是 祭 祀日 …… 不 子 互 能 祝快 乐的 , 只互 能 送‘ 康 安!   于’是  守 岁 ,等国人 传 统 观 里 念 无 论平 时 作 工 多忙有, 除 夜夕都 想 方要 设 法  人家 团 、圆 发压 钱岁 。祝福 

名“ 乞 巧节 ”“ 女 节” 香 “桥”会

 

的语 以言 “春节快 ” 乐“ 家阖欢 

乐”为 主  。

,起源 于 “ 牛 织 郎 鹊 女 相桥 会 ”的传 说。 后来被 称 为中 国 的 “ 情人节” 。 民

俗有 祭祀、 祈 福  、表 白等。  中 秋节 : 国 中秋 的季 传统 大 

元宵 节 : 正月十 ,五又称 “ 上 

” , 节 始开于 秦 朝汉 ,文 帝 

时定下确 ,来习 俗 有逛 灯 、 花舞龙  自 不同 的 庆 祝方 。 过 式完 元宵

 乎 ,朋 友

圈 里 祝 “端 午 快乐 ” 的 

有 朋友以此相 互调 侃 。  

了, 祝“ 节 日 康安 的”多 , 了 也 灯 、 汤 吃圆 , 等各个 民 族又 有 各

传  统 节 目也是 中国的 传统 

节 。它 的 位 地仅次 于 春节 , 中 秋 为

花 月好 圆 之 . 人时 由们天 上   的月圆联想 到 家 人 团的 ,圆因 此中

 节

,人 便 们 各自 开 始 的 一 新年 的

 清 明 节 :起 源于 寒食 节 现 。

。化每 个 传 统 节日

都 有着 久 悠 忙 碌, 小孩上 , 大学人工 作 。 的 历史和 特 殊的文 内 化 。 涵将  之传

承 发 扬和光 大 , 是 个每 中 国 

人化 在 华夏 土地生 根 、 发芽, 终最

秋在   代 被 视古为 “ 团 圆 节 .”留   下 许 的多诗 词 歌赋 传 。 统秋中节  

俗习有 赏 、 月吃 饼月 等。  重 阳 : 农节历 九月 九 日 形 。成 于 国 时战期 ,到了 唐 代 被 正 式 定为 民间节的日。 此 后 历 朝 历  代沿 袭至 。今 称 又重 九节 、“ 踏 秋”  节 。 阳 重 节俗习 有出 游赏景 、 登 

今清 明成 了 承袭 传 统 的 节 大相 

。肉救割 主,救 晋公下子 耳重,  也就 是 后 来 的 晋 文 公。待 文 晋 辉公  煌, 他 不时 争功讨 赏反而 隐 居 山   林。 下留血 “ 割 书奉君肉 丹心尽 ,  但 愿主常公 清明。 ” 为 念 介 纪  子推, 晋 文公 下 令 将 这 一 天定为 寒  食 , 第节二 天 为 清明 节 清。明 习  千秋 、鞠、 打 蹴球 马、 插 等柳。  端 午节: 称端 阳节、 又重午 

尽 责 的 任与务义。 是 也中华 文   传清 明 源起于 秋 时 春 期 , 子介推 

繁叶枝 茂的 径 途 。 

纵 观 国 的 中 传统 节 日 及习

 

俗, 致可 以归大 纳为以下几个  :

春节

春节 : 中, 国人 最重 要  

的节 日。 是 中 最 国 大 盛、最  热

远 眺 、高 赏 观 菊花 、 插遍 萸 、茱  重吃阳 、糕 饮 菊 花酒 等   中 国。传 节 日统 。如 散 在 历落 价 连值 城, 了解 传 统节日 , 尊  

查 族 民习俗 、传 承 中 文华 化 ,每个  

、 最 闹重 的 一要个 古 老传 统 节  日 也 是 , 中 国 所 人独有 的节 日 。  确它 立 于汉 武 帝 颁 布 《太 初 

有 俗火 禁、 坟、上扫 、 踏青、 荡墓 史 长 河 中 珠 珍 粒 , 粒 晶 莹剔 。透 

历》, 自西 以 汉来, 春节 的习 

直一续 延到今 天。 在但民 间,  

传节、 盂兰节

、蒲 节 。 等关 于 端 午 华 夏儿 女共 同 的 任 责。

 说月小  刊2 2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 除夕(农历十二月廿九或三十)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 龙头节(农历二月初二) 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 寒食节(清明节前一日)

清明节(公历4月5日前后)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四或十五)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 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 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 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

其中,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为中国七大传统节日。

一、除夕:

农历十二月大年三十晚上叫除夕。

来历:除夕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据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除“疫疠之鬼”,来年才会无病无灾。这就是“除夕”节的由来。“除”意思是“交替”;“夕”意思是“夜晚”。故除夕之夜,含有“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的意思。“除”乃除旧布新之意。“除夕”有“送旧迎新、祛病消灾”的意思。

风俗活动:守岁、放烟花、吃团圆饭。

诗句:(唐)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迫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卖。”

二、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是农历的一岁之首,俗称“大年”。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

来历: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南北朝以后才将春节改在一年岁末,并泛指整个春季,这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人们便把它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改农历为公历(阳历)后,便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的新年定为“春节”,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过春节叫过年。

年:人们常把过春节说成“过年”,而“年”的最初含义与今天根本不同。

据说,在很古的时候,世界上有一种最凶恶的野兽叫“年”。它一出来,见人吃人,见畜伤畜,人们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天神为了惩罚“年”,把它锁进深山,只许它一年出山一次。人们发现“年”有“三怕”——怕红颜色、怕响声、怕火光。于是,有一年腊月三十晚,大伙在门口贴上红纸,不断地敲锣打鼓、放鞭炮,晚上屋子里彻夜点上灯,“年”来了一看,家家灯光通明;一听,处处放炮声,吓得它不敢进村。白天它又偷偷下山来,见还是户户门上红,遍地咚咚响,吓得它胆颤心惊,调头又跑回去了。从此后,“年”一直没敢再来,据说饿死在深山老林里了。后来,人们才把防“年”、“驱年”,变成安安稳稳地过年了。

风俗活动:贴春联、放爆竹、敲锣鼓、吃饺子、拜年。

诗句: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三、元宵节:

阴历正月十五日,又称“上元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来历:我国古代历法和月相有密切的关系,每月十五,人们迎来一年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这一天被看作是吉日。早在汉代,正月十五已用作祭祀天帝、祈求福佑的日子。后来古人把正月十五称“上元”,七月十五称“中元”,十月十五称“下元”。在南北朝早期,三元已是要举行大典的日子,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到后来,中元、下元的庆典逐渐废除,而上元经久不衰。“上元”夜称“元夜”、“元夕”或“元宵”,元宵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因有张灯、看灯习俗,民间又称“灯节”。

风俗活动:吃元宵、踩高跷、挂花灯、猜灯谜。

诗句:(宋)欧阳修《生查子 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四、 立春:

每年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春”,人们通常叫“打春”。

来历:我国历史上每年立春这一天,人们穿上节日的服装,抬着一头纸糊的大耕牛,载歌载舞上街游行。游行后,把纸糊的耕牛抬到县衙的公堂上,由县官亲自执鞭打三下,意思是“大地回春,赶紧耕种。”因此,人们就把立春叫做“打春”。

风俗活动:吃春饼、春卷。用布制作小娃娃或公鸡,佩戴在孩童身上。缝小布袋,内装豆、谷等杂粮,挂在耕牛角上。用鞭子打春牛(用泥做)三下,将泥牛打烂,土而洒在农田。

诗句:《附三醉 立春》 :“撷来新韭碧参差,金脍银芽色色丝.;一片软云细细裹,奉与父老报春知。”

五、寒食:

清明节前一天是寒食节。

来历、故事:春秋时出亡多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回国即位,即晋文公,封赏随其亡的臣子,唯独漏掉介子推。于是介子推携老母隐居绵山。晋文公得知后欲加封赏,寻至绵山,找不到他,便想烧山逼他出来。但介子推坚持不出,结果母子二人俱被烧死。晋文公于是规定每年这一天禁止人们起火烧饭,以寒食

表示悼念。

风俗活动:不生火、吃寒食、扫墓。

诗句: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六、清明节:

来历:农历三月初八是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风俗活动:除了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蹴鞠、打马球、荡秋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诗句: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习俗:。

七、端午节:

阴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古老节日。“端午”本名“端五”,端是初的意思,“五”与“午”互为谐音而通用。

来历:我国古代最早的爱国诗人屈原遭谗言被放逐后,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又不得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力拯救危亡的祖国,于是自投汩罗江以殉国。此后,人们为了不使鱼虾吃掉其尸体,纷纷用糯米和面粉捏成各种形状的饼子投入江心,这便成为后来端午节吃粽子、炸糕的来源。

风俗活动:吃粽子、赛龙舟。

诗句:文秀《端午》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八、七夕节:

阴历七月七日的晚上称“七夕”。

来历:民间传说牛郎织女阴历七月七日在天河鹊桥相会,后有妇女于此夜向织女星穿针乞巧等风俗。所谓乞巧,即在月光下对着织女星用彩线穿针,如能穿过七枚大小不同的针眼,就算很“巧”了。

风俗活动:妇女比赛针线活。

诗句:五代·后唐的杨璞《七夕》:“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九、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正当秋季的正中,故称“中秋”。人们把它看作大团圆的象征。 来历:据传说,元朝末年,广大人民为了推翻残暴的元朝统治,把发起暴动的日期写在纸条上,放在月饼馅子里,以便互相秘密传递,号召大家在八月十五日起义。终于在这一天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透顶的元朝统治。此后,中秋吃月饼的风俗就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风俗活动:晚上备上各种瓜果和熟食,赏月,吃月饼。

诗句:唐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十、重阳节:

我国古代以九为阳,阴历九月九日正是阳月阳日,故名“重阳”。 来历、故事:相传东汉时费长房对汝南人桓影说:“九月九日汝南将有大灾难,赶快叫家里人缝制小袋,内装茱萸,缚在臂上,登上高山,饮菊花酒,借以避难。”桓景这一天全家登山,晚上回家,果然家里的鸡、狗、羊全部死掉。从此,民间就有在重阳节做茱萸袋、饮菊花酒、举行庙会、登高等风俗。因“高”与“糕”音同,所以又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风俗活动:做茱萸袋、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举行庙会、登高。

诗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十一、冬至:

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是冬至节。

来历: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

风俗活动:北方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诗句:(唐)白居易《邯郸冬至夜》:“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十二、腊八节:

农历腊月初八。古代十二月祭祀“众神”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 来历: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得道成佛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称为“佛成道节”,寺院每逢这一天煮粥供佛,以后民间相沿成俗,直至今日。

风俗活动:喝腊八粥,祭祖敬神,胭脂腊八蒜。

诗句:清·夏仁虎《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

备注:

龙头节:农历二月初二。

来历: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我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

来历:古称上巳(si)节,是一个纪念黄帝的节日。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农历三月三日,也是道教神仙真武大帝的寿诞。真武大帝全称“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真武真君。生于上古轩辕之世,华历三月三日。不少专家倡议将轩辕黄帝诞辰三月三日、上巳节设立“中华圣诞节”,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农历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

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

中国岁时节令有所谓“三元”,指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和十月十五下元。 上元也就是天官大帝诞辰, 唐代以一、 七、 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上元、 中元 、 下元: 上元祭天官, 中元祭地官, 下元祭水官, 各地奉祀三官大帝的寺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庆贺活动。 三官的诞生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

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

◆上元节---正月十五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

◆中元节---七月十五

中元节, 定於农历七月十五日, 俗称七月半。 传说该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 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的活动。 凡有新丧的人家, 例要上新坟, 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 所以, 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 系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

◆下元节---十月十五

农历十月十五,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下元节,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管赦罪,水官解厄。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节日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学习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我们用的文房四宝;我们吃的中药、喝的茶;还有我们拉的二胡、吹的笛子;我们穿的唐服;用的瓷器等等。我国的传统文化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各种礼仪和习俗,他们都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可以收到象征着祝福和平安的压岁钱;清明节可以去祭拜去世的亲人;端午节可以吃香甜软糯的粽子;中秋节是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的日子;重阳节是登高佩戴茱萸的好日子……

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忠诚爱国,很有才干。在他的辅佐下,楚国渐渐强盛起来,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百姓对他十分爱戴。但很多大臣对他不满,在楚王面前诬陷屈原,楚王听信谗言流放屈原到南方。后来秦国占领了楚国首都,屈原听后悲痛万分,投河而死。人们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到江边上了船准备把屈原的尸体打捞起来,可怎么也大捞不上来。人们怕屈原的尸体被鱼虾吃掉,就把粽子扔下了江让鱼虾吃粽子。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我国的传统文化都有一个历史背景或经典故事。中国的文化可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啊!

评语: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博大,小作者选了其中的传统节日文化,

又着重选了端午节讲述了它的由来。从小视角来看大世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史学

第十章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

直到有了文字,历史记载方成为可能。

甲骨文和金文 ,是中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用以记载历史的文字。这些记载已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完整历史记载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因而可以被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 负责记载的史官,则担当起草公文、记录时事、保管文书之责,也担任一些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可以说是最早的史家。

《 尚书 》 是较早且更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

《 诗经 》 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含风、稚、颂三个部分。其中 《 大雅 》 里的一些诗篇,反映周族和周王朝某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视为史诗。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基础,编撰成 《 春秋 》 一书。 《 春秋 》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代,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 《 左传 》 、 《 国语 》 、 《 战国策 》 。

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成长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的显著特点是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继代史的出现。

《 史记 》 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表现形式,概括了 3 000 年历史,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 史记 》 的“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史学已卓然成为一家。

班固撰 《 汉书 》 ,断代为史,由此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

荀悦的 《 汉记 》 又创编年体断代先例

刘向、刘歆父子的 《 别录 》 、 《 七略 》 ,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初步发展,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就史学门类言,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谍、别传以及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

三、古代史学的发展与完善

隋唐五代时期,统治阶级重视修史,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二十四部正史有八部成书于唐初,便是一个例证

当然,设馆修史表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抑制。

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此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刘知几的 《 史通 》 、杜佑的 《 通典 》 为史学开辟了新路。

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在通史撰述、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一时期,史体广泛,应有尽有。

司马光《 资治通鉴 》 是编年体通史。袁枢新创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还有郑樵的 《 通志 》 、 马瑞临 的《 文献通考 》 。

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南宋大量涌现。金石学是宋代学者开辟的新园地。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皆较前代为详。

明代史学同此前不同的是方志撰述的兴盛和稗史的空前增多,经济史撰述的繁富,以及史学的通俗化和历史教育的广泛展开,显示出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 清代学风,以考据为盛,乾嘉时期是其黄金时代。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

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反映在史学方面,著述甚丰,学者如林。

清代官修的正史是 《 明史 》 共 332 卷,由张廷玉等人撰写。清代的编年史有《续资治通鉴 》 220 卷,由毕沅主编。它是宋、元两代的编年史,历时 2O 年编成。

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的 《 明儒学案 》 ,开拓了新史学的格局,主张学必本源于经而证明于史。黄宗羲、全祖望共同完成的《宋元学案 》 ,成为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 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此外还有钱大昕的 《 廿二史考异 》 、王鸣盛的 《 十七史商榷 》 和赵翼的 《 廿二史札记 》 等史评著作。 史学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 《 中国历史研究法 》 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此说符合历史实际。

《 隋志 》 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 《 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诸如廿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大都是古代史家的杰作。这说明一个事实: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经史关系、文史关系甚至子史关系都是中国史家向来就十分关注的课题。对这些学问的把握以及它们彼此关系的了解,乃是中国学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老一辈史学家,于经、于史、于子,皆功底深厚,故而在史学研究中,便能视野开阔,左右逢源,于学术的普遍联系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籍分类的体制在 《 隋书 · 经籍志 》 里大致确定下来。《 隋志 》 把史书为 13 类。这说明,在初唐时期,中国史书的积累已极繁富,分类亦相当细致。

乾隆时期编 《 四库全书总目 》 ,其史部分类,较之 《 隋志 》 更为细致。 《 总目 》 史部分为 15 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二十四史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巨著,它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末年长达 4 000余年的历史,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氏族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几个历史阶段。

一、贯通古今的编年体

编年体是中国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它以时间为中心,依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史事和时间的紧密结合,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

《 春秋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它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是鲁人系统叙述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

《 春秋 》 原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孔子整理。孔子修 《 春秋 》 ,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就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

《 左传 》 、 《 公羊传 》 、 《 谷梁传 》 ,合称为“春秋三传”。

《 左传 》 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全书 18 万字,用编年体的形式,比较详实地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前公元 722 年),下迄鲁悼公四年(前 464 年)共 259 年的历史,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编年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的 《 汉纪 》 问世。 《 汉纪 》 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在编年体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叙事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且兼及同类人和事。

袁宏的 《 后汉纪 》 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袁宏博取众家之长,且治学严谨,在 《 汉纪》的基础上,采取叙事方法,扩大了编年史的容量。

这两部著作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编年史的发展。至北宋司马光,打破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 《 资治通鉴 》

南宋李焘竭 40 年之精力私撰 《 续资治通鉴长编 》 980 卷,记载了北宋九朝 168 年的历史。南宋李心传接续 《 长编 》 ,撰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200 卷,是关于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

到了清代末,毕沅在李焘、李心传的著作及清初徐乾学所撰 《 资治通鉴后编 》基础上,参用宋、辽、金、元四史,历 20 年,撰成 《 续资治通鉴 》 220 卷。这部上自建隆元年( 960 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 ( 公元 1370 年)的宋、元编年史一经出现,史家便认为可取代诸家续作,把它同 《 通鉴 》 合刊,称 《 正续资治通鉴 》

汉以后的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系列,这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起居注”按照时间顺序专门记载帝王的言行,“实录”是历代所修每一皇帝在位期间的编年大事记,它们常被史家采入正史,或引入编年,发挥了重要的史料功能。

二、纪传体

《 隋志 》 把司马迁的 《 史记 》 和班固的 《 汉书 》 视为纪传体之祖。因为 《 史记 》 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 班固 作 《 汉书 》 ,断代为史,改“书”为“志”,废去“世家”,整齐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

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叙述帝王事迹,排比历史大事。世家,记述诸侯、勋贵和特殊人物的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

列传主要是记载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类传和寄传等类型,也有民族史传和外国传。

表是用谱谍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

书志,以事为类,主要记载各类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自司马迁创“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历代纪传史皆加仿效,刘知几归结为“论赞”,实际上它是史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是纪传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纪传史诸体交相补充,互相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较之编年体,它具有显著的优点,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考见各类人物活动情况,且有范围更宽广的历史容量,便于通观历史发展的复杂局面。

《 隋志 》 首先以“正史”一名概括纪传史一类,记录南北朝末年各史籍。

后世各朝陆续增加,到了宋代,定为十七史,即 《 史记 》 、 《 汉书 》 、 《 后汉书 》 、 《 三国志 》 、 《 晋书 》 、 《 宋书 》 、 《 南齐书 》 、 《 梁书 》 、 《 陈书 》 、 《 魏书 》 、 《 北齐书 》 、 《 周书 》 、 《 隋书 》 、 《 南史 》 、 《 北史 》 、 《 新唐书 》 、 《 新五代史 》 。

明代,又把元、明修的 《 宋史 》 、 《 辽史 》 、 《 金史 》 、 《 元史 》 加上,合为二十一部,因有“廿一史”之称。清乾隆初年, 《 明史 》 修成,又有“廿二史”之称。

后来又把《 旧唐书 》列为正史,又从 《 永乐大典 》 中辑出 《 旧五代史 》 ,合为“廿四史”。再加上 《 新元史 》 、 《 清史稿 》 ,又有‘,廿六史”之称。

东汉班固沿用 《 史记 》 体例而略有变更,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 汉书 》 ,以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西汉一朝历史。

《 艺文志 》 ,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分析了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录。

范晔的《后汉书 》 、陈寿的 《 三国志 》 亦为史家所重,这两本书和 《 史记 》 、 《 汉书 》 并称为前四史。

《 晋书 》 采北魏崔鸿 《 十六国春秋 》 撰五胡十六国史,成“载记”三十卷,这是在体例上的创新。

《 宋书 》 撰有九志,上溯三代,近及汉魏,颇有特色。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这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裁。它以事件为纲,分类编排,每事自立一个标题,并且每事有首有尾。每一历史事件均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的顺序编排, 能完整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可补纪传体与编年体之不足, 缺点在于不能说明同时期各事件之间的联系。

这种体裁的代表作是南宋袁枢的 《 通鉴纪事本末 》 。此书以《 资治通鉴 》 依据,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各篇又按年月顺序述其始末,能完整池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

四、史评

所谓“史评”,系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史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批评史事,一类重在批评史书。

批评史事者,是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这种评论, 《 左传 》 、 《 史记 》 开了一个头,后来纪传体正史以及编年史都继承了下来。西汉初贾谊的 《 过秦论 》 ,便是较早的史论专篇。唐宋以来,评史之风颇盛,许多文人学者都有史论之作,也出现如唐代朱敬则 《 十代兴亡论 》 、宋代吕祖谦 《 东莱博议 》 、明代张溥 《 历代评论 》 等史论专著。清代王夫之的 《 读通鉴论 》 、 《 宋论 》 更是史论的代表作,其中蕴含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

批评史书者,主要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史学评论,司马迁的 《 太史公自序 》 是开端, 《 汉书 · 司马迁传 》 是其发展, 《 文心雕龙 · 史传篇 》 更为系统,但作为史学评论之系统而全面的专著则以唐代刘知几的 《 史通 》 、宋代郑樵 《 通志总序 》 和清代章学诚 《 文史通义 》 为代表。

唐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的 《 史通 》 ,是史评杰出的代表作。20 卷,是对唐以前史学理论之系统而全面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确立。

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 《 文史通义 》 ,是史学理论的又一代表作,该书不仅谈史,而且论文。特别是对于编纂方志,颇多创造性的见解。与刘知几强调“史法”不同,章学诚强调“史意”,对于治史的宗旨、任务、态度等都有独到的认识,因而对古代史学理论有杰出贡献。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节

一、古代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史学传统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经史并重的传统中集中地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史学从一开始就在儒学的指导之下.孔子整理的 《 春秋 》 虽然记录的是当时鲁国的历史,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严格说起来, 《 春秋 》 也不能算是史学著作,它只是孔子以鲁国为资料,用来表示自己政见的书。”

《 左传 》 本身就属于儒家的经传。 在当时思想界怀疑天道、重视人事的形势下, 《 左传 》 并不逆思想潮流而动,去宣扬商周时代的天道观,而是把天道和人事揉合在一起,着重从人事去解释历史的变化。这是 《 左传 》 受到儒家重视的根本原因。

西汉在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盛行后,其史学更是在儒学指导下才得以蓬勃发展。先是贾谊撰 《 过秦论 》 ,指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仁义不施”,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 他又撰 《 治安策 》 ,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诸侯听命于中央。

他在总结秦、汉历史时得出结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秉承孔子以来的传统,以史论政,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的 《 史记 》 更是深受儒学的影响,司马迁写史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述往事,思来者”。所以,他的治史态度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班固著 《 汉书 》记事从实,论势讲时,关注民心,对统治者的不人道罪恶有所揭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儒学影响下的产物,所以也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重视。

“二十四史”也都是以儒家经典的义理作为是非的标准和遵奉的原则,以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至于司马光主持编撰的 《 资治通鉴 》 从其编撰的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同样可以看出儒学的影响. 《 资治通鉴 》 在全书中还反复强调儒家礼教,宣扬君主的仁政之道。

儒学的特点规范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面貌:儒学重政务、重人事,所以中国史学重要的成果如 《 史记 》 、 《 资治通鉴 》 等也表现为强烈的资政性,具有高度的社会认知价值。

儒学重伦理、重道德,所以中国史学也以行使历史裁判为职责,许多虽无功绩但能立德的人物往往在列传中居于首要地位,身为平民的孝子、烈女也能在青史上留名。

二、优秀的古代史学文化传统

其一是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样八个字来描述。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述,一般都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他们往往用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

其二是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学人格

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也同史家十分注重自身德性和学识修养分不开。因此,史家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没有不宣扬纲常名教的,而宋明史学则较前代尤甚。例如司马光的 《 资治通鉴 》 、欧阳修的 《 新五代史 》 和朱熹的 《 通鉴纲目 》 等都无一不体现着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

其三是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治史态度

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所以,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他们为了直书,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家人格上的高风亮节。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光明日报/2012年/8月/30日/第015版

光明讲坛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演讲人 叶舒宪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叶舒宪 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1996年首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历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英国学术院、剑桥大学访问教授,荷兰皇家学院访问教授,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客座教授。主编有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文学人类学论丛、神话历史丛书。著作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熊图腾》《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文学人类学教程》等三十余部。社会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等。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曾经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来划分现实社会中的人群——“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里可以将“上智”解释为代表社会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将“下愚”理解为被统治的平民百姓。孔子说的“不移”,意味着他所认识到的社会结构具有二元对立的特征,且永恒不变。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一对类似于“上智下愚”的文明结构概念,叫做“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他的这种二元区分很快被学术界接纳,并且在运用中改称“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

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倘若既剔除孔子上智下愚二分法的价值判断色彩,也不拘泥于西方人类学家的雅俗二分结构观,可以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从文明史的角度判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有一个容易辨识的基本分界,那就是汉字书写系统的有无。如此划分,将会有助于知识人跳出小传统熏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充分意识到传统是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 如何认识中国文化大传统

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方式,打开了突破小传统局限的知识新格局。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作一部大书来看和读。《论语》中有一句话叫做“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语道出原始儒家知识观轻视小传统而牵挂大传统的初衷。一部《论语》,生动显示着“子曰诗云”的教育方式,却没有“子写子著”一类的表述,这就清楚地显现出儒家思想的发生之根,与基于口头文化的大传统息息相关。孔子本人唯一可信的传世之作《论语》并非出于他的写作,而是出自孔门弟子的隔代追忆。

由于司马迁对文献小传统之外的大传统文化信息的关注和收集采纳,使得《史记》开篇讲述的“五帝本纪”成为可能。而这一部分始于黄帝炎帝的传说时代历史,原是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所不讲的,相关的文字记载也很少。司马迁能够超出官方书本记录的小天地,到民间口碑传说的大天地中采集更加古老的素材。从篇后太史公的自我表白不难看出,司马迁交代自己曾经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处,常常听到当地长老口述的黄帝和尧舜事迹,所以他确信这不是个人的想象和虚构。比如说炎黄大战的传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大军居然由六种猛兽构成,其中的前四种皆为熊类(罴为棕熊,貔、貅为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这和黄帝本人号称有熊氏,会不会有必然联系呢?《五帝本纪》堪称在小传统中抢救和保存下来的大传统的消息。从司马迁的写史经验可以看出,对于以“读万

卷书”为荣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知识观限制,多少能够洞悉小传统之前的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当代学人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叫做“第三重证据”。包括从《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中的解说文字的民间智能方式,到冯梦龙和徐霞客的民间口碑采集。

三重证据有助于解说传世文献中无解的疑难问题。以“有熊”之谜为例,当代的北方狩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不仅流传着神熊祖先的图腾叙事,还有祭熊的礼仪活动。对比《周礼》所记的傩仪,有方相氏掌蒙熊皮的规定。这难道是对黄帝有熊氏一族的古礼之继承?问题的解答有待于对大传统的重新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出的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为红山文化遗址,距今五千多年。庙中和女神塑像同在的不仅有真熊头骨,还有泥塑熊偶像。我们把这些出土文物和图像、形象等称为四重证据。由此类证据可以得知,五千年前的华北先民确实曾经崇拜熊神,或者还曾经把熊神视为本族群的图腾之祖。无论是五千年前的黄帝号有熊,还是四千年前的鲧、禹等圣王的化熊故事,都不是出于后人的奇思臆想,而是以神话形式遗留下来的对大传统的依稀记忆。

在有效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后,该如何看待二者间的关系?这样的二分视角对于认识中华文明会有怎样的启迪呢?简单讲,大传统对于小传统来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大传统铸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和模式,成为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必然形成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讲,小传统之于大传统,除了有继承和拓展的关系,同时也兼有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这就必然对无文字的大传统要素造成某种筛选、断裂和遮蔽、遗忘。具体来讲,有必要从传统的延续与断裂这两个不同视角,考察和透视二者的微妙关联。就历史的断裂一方面说,主要是数以万年计的口传文化要素,在新兴的文字书写文化中被终结和取代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自觉体认,为考察中国思想史发生期提供了独特视角的理解模型。就延续的一方面看,则有大传统的神圣物崇拜及其神话观,为汉字发生奠定了重要的原型编码基础。

举一例来看,汉语“熊”的本字是“能”字,大家对此司空见惯,古往今来极少有人发问:后起的“熊”字,只不过在“能”下填加了四点,难道是要画熊添足吗?为什么会这样?懂得了神熊崇拜的深远大传统,理解了神话思维将熊的冬眠习性(古人称熊为“蛰兽”)看作死而复生的象征,那么华夏先民从东亚大陆上最大的食肉动物熊的形象中抽象得出“能”的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从伏羲号黄熊,到黄帝号有熊,再到楚国近三十位国王争相以熊为号的奇特命名现象,小传统的符号之谜,怎样在大传统的文化整体关联中得到理性认识,于此可见一斑。 玉——中国大传统的原型符号

判断文明的起源,国际学界通用的有三要素指标:文字、城市、青铜器。在这三要素之外,华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要素:玉的信仰和玉器生产。玉文化率先出现于北方地区,并且随后在辽河流域、黄淮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的范围里长期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中原地区以外的几大玉文化圈,最后汇聚成华夏玉礼器传统,同后起的青铜器一起,衍生出文明史上以金声玉振为奇观的伟大体系。

以女娲炼石补天为例,这是小传统讲述的流行神话。从西汉淮南王组织修撰的官书《淮南子》到清代小说《红楼梦》的开篇,女娲补天一事早已家喻户晓。可是被后人所熟知的神话情节却遮蔽了炼石补天观念的古老信仰渊源:史前先民将苍天之体想象为玉石所打造而成的,所以天的裂口还要用五色石去弥补。道教所言“玉天”或“玉清天”,天帝所居被称为“玉宇”或“玉京”,都表明天与玉的相互认同。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玉帝居玉清三元宫第一中位。”陆游《十月十四夜月终夜如昼》诗:“西行到峨眉,玉宇万里宽。”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些措辞皆以玉比喻天,此类比喻观念也延续了几千年而不变。女娲补天的材料之所以用“五色石”,因为这类美石隐喻万般吉祥的玉石。这样一种文化特色鲜明的玉神话观,由来久远,并不是汉字书写的历史所能穷尽的。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华夏

先民正是凭借精细琢磨的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礼仪传统,它先于汉字而存在和传承。

例如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方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晋南的陶寺文化等,皆发现有一定规模的玉礼器体系,以圆形玉璧和内圆外方的玉琮为主,其年代皆在四五千年以前。那时,像甲骨文这样的早期汉字体系还没有出现,这些玉礼器本身所能传达的大传统信息。若要上溯玉器制作这种“物的叙事”在华夏文明中的最早开端,有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出土,其年代距今八千年。与最早使用的汉字体系——甲骨文所承载三千多年历史相比,大传统的年代悠久程度足足是小传统的一倍以上。

检测表明,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王室玉器显然已经大量采用来自昆仑山的和田玉材料。这样一种将世间最高等级的玉石材料,在不远万里的地方寻找出来,再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地输送给中原王权的现象,居然数千年不绝如缕,一直延续到嗜玉如命的大清乾隆皇帝。上古中原人的神话想象,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位于遥远的西极、独自掌握永生不死秘密的女神形象——瑶池西王母?为什么《山海经》讲述的一百四十座山,都注明出产玉石的情况?诸如此类谜题,在玉文化大传统的再发现面前,已经不再纷乱难解。瑶池作为地名,瑶母作为西王母的别名,早已暗示出解答线索:“瑶”即指代和田美玉的专有名词!

大传统的新知识,对于解读小传统的古书,颇有启悟效果。《说文》公认为古汉语的第一部字典。但是只要仔细阅读第一卷开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部首下面的字,就不难看出,这不是随意编排的工具书,其9353个字的编排顺序始于“一”而终于“亥”,分明体现着神话宇宙观的时间和空间秩序。至于为什么要将一、二(上)、示、三、王、玉这六个部首的字排在字典的首要位置,这绝不是按照笔画顺序就能够解释的。从一部、二部到示部,显示出神圣信仰和礼仪方面的所有汉语概念体系;而从三部(只有一个三字)、王部(王、闰、皇三个字)到玉部,同样显示出贯通“天地人之道”的意思。

《说文》玉部共收录以玉为偏旁部首的字一百二十四个(外加从珏的字三个),玉部,成为《说文》五百四十部首中拥有字数最多的一个部首,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当华夏初民尝试造字时,其日常语汇中早已充满了大批来自切磋琢磨攻玉生产实践的概念。这些从玉旁的字如今多数已废弃不用。对于不了解华夏玉文化的现代识字者来说,它们自然显得十分冷僻,乃至不可思议:古人怎么会造出这么多无用的字呢?还有,儒家圣人为什么要用“切磋”和“琢磨”来比喻学习的功夫呢?

神话观念——中国大传统的基因

现代疑古派学者将中国上古史的前段视为“伪史”,用胡适的话说是“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打着科学实证旗号的疑古派历史观,中国信史由孔子的时代开始。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以神话眼光看《尚书》,著有《〈书经〉中的神话》一书,1936年由冯沅君翻译成中文出版。古史辨派的领袖顾颉刚为之作序说:《尚书》这部书,自春秋迄清代,二三千年来谁不把它当作至尊无上的圣经看,谁不把它当作至真无假的古史读!可是,不幸到了我辈手里,这个好梦已不容再维持下去了,那澎湃的时代潮流鼓荡着世界,把任何有权威的偶像都冲倒了。

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回过头审视古史辨运动,其将神话视为“伪史”,是对文化传统认识上的一次自我遮蔽过程。受到西学洗礼的现代学者要求用客观实证标准来确认文献记载的历史的可信性,将中国人的一部信史缩短到仅有二千多年。其根本误解在于将神话和历史看成完全对立的东西。而事实上,所有古文明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叙事开始的。不论是《圣经旧约》讲述是希伯来历史,还是希罗多德《历史》讲述的古希腊历史。就我国的史书而言,不仅《尚书》离不开神话,就是《春秋》和《史记》也都被神话思维和神话观念所支配,距离现代人所设想的“客观”历史或“历史科学”,十分遥远。

鉴于上古史探索方面新材料和新认识的日益积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家先后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两个综合性文科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两大工程的新发现和多学科交叉视野是前无古人的,其学术拓展意义相当深远。不过这两大文科工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偏重于考古学的发掘,以及天文学数据的测年方面,未能有效地包容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对于上古史的神话性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有效地打通文史哲、宗教、心理诸学科的界限,使得大批出土文物徒有年代学上的深度,缺乏文化解读的深度,限制了对文化大传统的整体性理解,也未能自觉地关注到大小传统之间的演进和变化关系问题。

如果没有成都平原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一系列发掘报告,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辉煌文明成就,永远也不可能进入世人的视野。依据小传统所留下的文献,找不出关于它们的任何记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不仅出土巨大而风格迥异的青铜器和玉礼器,还有不见于中原文明的精美金器——黄金面具和金权杖。中华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原来就是这样被中原中心和汉字中心的小传统所遮蔽。由四重证据的新知识所带来的大传统之再发现,给我们提供出反思中国文化整体的有效概念工具,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出被小传统的“常识”所遮蔽的真相:如想象的动物龙如何压倒并最终取代了神熊(黄帝有熊)。同样是出于想象的神凤,如何伴随西周人“凤鸣岐山”神话的兴起而埋没掉殷商以前的鸱鸮崇拜。从鸱鸮到凤凰的置换和演变过程,也是我们考察新兴的小传统借助于文字暴力而丑化、妖魔化大传统的活化石一般的生动教材。

面对红山文化新出土的一批玉雕鸱鸮,以及陕西华县出土仰韶文化陶鸮面,甘肃青海齐家文化鸮面陶罐,今人终于可以看清:大传统的神圣猫头鹰崇拜,在时间上大大早于新神话动物凤凰的出现,在空间分布上也大于夏商周三代的中原势力范围。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大墓出土的大理石雕鸱鸮(现存台北中研院文物馆),妇好墓出土一对青铜鸮尊(现存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皆为商代晚期王都所能见到的国宝级文物珍品。它们默默无言地见证着:史前鸱鸮崇拜及其神话观念如何延续到文明史早期阶段。《诗经・商颂・玄鸟》所歌颂的商代始祖诞生之“天命玄鸟”叙事,自从被汉儒郑玄解说成“燕子”以来,虽成为经学解释的权威观点,但却既得不到证实也得不到证伪。如今,有殷商王者和王后级别的墓葬同时给出的神圣鸱鸮之异常精美的实物形象,玄鸟为何鸟的千古争议大体可以暂告平息。“玄”字有黑色之义,也有旋转之义。鸱鸮的眼球能够飞速旋转,是这种夜间猛禽给人留下的强烈视觉印象。古希腊人能够以猫头鹰为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华夏先民当然也可以将玄鸟那自由旋转的大眼睛,视为非凡智慧与生命能量的表征。

从神话大传统看儒道思想产生

思考中国文化的主干,现代以来有儒家主干说和道家主干说,相持不下。在我看来,探究文化主干,应上溯于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儒道两家的思想分歧处,属于小传统中的枝杈;而两家一致认同的观念要素,如玉和圣人信仰,则来自大传统,那才与文化主干相联系。

考察中国本土宗教和神话的特点,从古汉语关键字看,不是“神”,而是“圣”。孔子一方面“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方面则仰慕“圣”。孔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宗教圣地神庙。有《论语》中的“入太庙,每事问”六字为证。《论语》中还记有孔子的话:“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认为有两个人生最高价值,圣与仁,他本人还远远够不上,怎么能说他是圣人或者仁人呢?研究儒家思想一般对“仁”情有独钟,著作汗牛充栋,而“圣”字相对被冷落。“圣”作为儒家、道家的共同至高理想,孔子认为自己达不到,但是孔子的弟子认为他们的老师就是人间的大圣,甚至称为天降下来的大圣。这一来,中国的宗庙之中供奉的不是天上的神,而是由人间升格出来的圣者。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内圣外王”。其基本教义是:只有先把自己的人格修成出类拔萃的圣者,天下才会臣服于你。

中国的神话概念若不拘泥于“神”字,而是从“圣”概念入手,从圣人以玉器为符号标志的特殊线索入手,那就能够将儒家背后失落的传统还原出来。《说文解字》引用孔子的话“一贯三为王”,表明古人认为贯通天地人三界的唯有王者。作为王者能量的证明,正是神圣玉器的符号作用。玉曾经作为天神所赐之圣物而存在。汉字中“玉”字和“王”二字的同构性一目了然。莫

非二者之间果然有必然关联?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章说圣人有一个标志就是穿着麻布衣,怀里有玉。所谓“被褐怀玉”。由此看,2007年发掘的安徽凌家滩文化M23墓的主人肯定是当年圣人,其墓穴中居然有三百件玉器,简直应验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想象的“白玉为床”景象。红山文化墓葬中头顶着玉雕马蹄形器的主人也是圣人。良渚文化墓葬也有给主人成百块玉礼器作陪葬的,墓主人当然也是南方部落集团所推崇的圣人。这些五千年前超越常人而享有特殊玉礼器葬具的显贵者们,无疑是当年所最受推崇的人。“圣”字在训诂学中解为“通也”,谁通谁呢?就是把人世间的吉凶利害祸福,通过占卜、神谕和天神沟通,获得神的启示。一般都认为孔子曾经到老子那里求学、求拜,所以老子被看成比孔子更早一些的道家圣人。看看老子的雕像,最大的特征一双巨大耳朵。老子叫李耳,用听觉器官为名。又名老聃,把“聃”字写出,还是大耳朵的意思。这样命名意味着古代人智慧标记,也就是圣者的标记。汉语有聪明一词,却不说“明聪”。耳聪先于目明,明白这个道理,需要理解口传文化的十万年“耳识”传统在先,读书识字的“眼识”传统在后。圣人的“圣”字还原成繁体字“聖”,突出表示的就是口和耳。“聖”在郭店楚简中和“声”字通假。由此可知凡人修炼达到“圣”的境界离不开敏锐通灵的听觉。

五千年前的史前玉礼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这是一个完整的通神礼器符号传承脉络,所有这些都用于宗教目的:人和天神或祖灵沟通。“圣”何以训“通”,由此深远背景可一目了然。为什么人在沟通天神时要用玉?许慎《说文》的“巫以玉事神”说,已点明答案。老子《道德经》不会随便创造圣人与玉相关的比喻,那是异常深远的玉教信仰传统在老子时代的语言遗留,也是二千五百年前的知识人对八千年前开启的玉文化及其神话意识形态的一种诗意回顾和高度概括。再看孔子的反问之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可否从中领会大传统的遗音呢?

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节日

华人传统节日 除夕(农历十二月廿九或三十)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 龙头节(农历二月初二) 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 寒食节(清明节前一日)

清明节(公历4月5日前后)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 中元节(农历七月十四或十五)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 寒衣节(农历十月初一) 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 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

其中,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为中国七大传统节日。

一、除夕:

农历十二月大年三十晚上叫除夕。

来历:除夕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据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除“疫疠之鬼”,来年才会无病无灾。这就是“除夕”节的由来。“除”意思是“交替”;“夕”意思是“夜晚”。故除夕之夜,含有“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的意思。“除”乃除旧布新之意。“除夕”有“送旧迎新、祛病消灾”的意思。

风俗活动:守岁、放烟花、吃团圆饭。

诗句:(唐)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迫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卖。”

二、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是农历的一岁之首,俗称“大年”。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

来历: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南北朝以后才将春节改在一年岁末,并泛指整个春季,这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人们便把它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改农历为公历(阳历)后,便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的新年定为“春节”,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过春节叫过年。

年:人们常把过春节说成“过年”,而“年”的最初含义与今天根本不同。

据说,在很古的时候,世界上有一种最凶恶的野兽叫“年”。它一出来,见人吃人,见畜伤畜,人们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天神为了惩罚“年”,把它锁进深山,只许它一年出山一次。人们发现“年”有“三怕”——怕红颜色、怕响声、怕火光。于是,有一年腊月三十晚,大伙在门口贴上红纸,不断地敲锣打鼓、放鞭炮,晚上屋子里彻夜点上灯,“年”来了一看,家家灯光通明;一听,处处放炮声,吓得它不敢进村。白天它又偷偷下山来,见还是户户门上红,遍地咚咚响,吓得它胆颤心惊,调头又跑回去了。从此后,“年”一直没敢再来,据说饿死在深山老林里了。后来,人们才把防“年”、“驱年”,变成安安稳稳地过年了。

风俗活动:贴春联、放爆竹、敲锣鼓、吃饺子、拜年。

诗句: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三、元宵节:

阴历正月十五日,又称“上元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来历:我国古代历法和月相有密切的关系,每月十五,人们迎来一年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这一天被看作是吉日。早在汉代,正月十五已用作祭祀天帝、祈求福佑的日子。后来古人把正月十五称“上元”,七月十五称“中元”,十月十五称“下元”。在南北朝早期,三元已是要举行大典的日子,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到后来,中元、下元的庆典逐渐废除,而上元经久不衰。“上元”夜称“元夜”、“元夕”或“元宵”,元宵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因有张灯、看灯习俗,民间又称“灯节”。

风俗活动:吃元宵、踩高跷、挂花灯、猜灯谜。

诗句:(宋)欧阳修《生查子 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四、 立春:

每年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春”,人们通常叫“打春”。

来历:我国历史上每年立春这一天,人们穿上节日的服装,抬着一头纸糊的大耕牛,载歌载舞上街游行。游行后,把纸糊的耕牛抬到县衙的公堂上,由县官亲自执鞭打三下,意思是“大地回春,赶紧耕种。”因此,人们就把立春叫做“打春”。

风俗活动:吃春饼、春卷。用布制作小娃娃或公鸡,佩戴在孩童身上。缝小布袋,内装豆、谷等杂粮,挂在耕牛角上。用鞭子打春牛(用泥做)三下,将泥牛打烂,土而洒在农田。

诗句:《附三醉 立春》 :“撷来新韭碧参差,金脍银芽色色丝.;一片软云细细裹,奉与父老报春知。”

五、寒食:

清明节前一天是寒食节。

来历、故事:春秋时出亡多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回国即位,即晋文公,封赏随其亡的臣子,唯独漏掉介子推。于是介子推携老母隐居绵山。晋文公得知后欲加封赏,寻至绵山,找不到他,便想烧山逼他出来。但介子推坚持不出,结果母子二人俱被烧死。晋文公于是规定每年这一天禁止人们起火烧饭,以寒食表示悼念。

风俗活动:不生火、吃寒食、扫墓。

诗句: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六、清明节:

来历:农历三月初八是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风俗活动:除了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蹴鞠、打马球、荡秋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诗句: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习俗:。

七、端午节:

阴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古老节日。“端午”本名“端五”,端是初的意思,“五”与“午”互为谐音而通用。

来历:我国古代最早的爱国诗人屈原遭谗言被放逐后,目睹楚国政治日益腐败,又不得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无力拯救危亡的祖国,于是自投汩罗江以殉国。此后,人们为了不使鱼虾吃掉其尸体,纷纷用糯米和面粉捏成各种形状的饼子投入江心,这便成为后来端午节吃粽子、炸糕的来源。

风俗活动:吃粽子、赛龙舟。

诗句:文秀《端午》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八、七夕节:

阴历七月七日的晚上称“七夕”。

来历:民间传说牛郎织女阴历七月七日在天河鹊桥相会,后有妇女于此夜向织女星穿针乞巧等风俗。所谓乞巧,即在月光下对着织女星用彩线穿针,如能穿过七枚大小不同的针眼,就算很“巧”了。

风俗活动:妇女比赛针线活。

诗句:五代·后唐的杨璞《七夕》:“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九、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正当秋季的正中,故称“中秋”。人们把它看作大团圆的象征。 来历:据传说,元朝末年,广大人民为了推翻残暴的元朝统治,把发起暴动的日期写在纸条上,放在月饼馅子里,以便互相秘密传递,号召大家在八月十五日起义。终于在这一天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透顶的元朝统治。此后,中秋吃月饼的风俗就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风俗活动:晚上备上各种瓜果和熟食,赏月,吃月饼。

诗句:唐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

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十、重阳节:

我国古代以九为阳,阴历九月九日正是阳月阳日,故名“重阳”。 来历、故事:相传东汉时费长房对汝南人桓影说:“九月九日汝南将有大灾难,赶快叫家里人缝制小袋,内装茱萸,缚在臂上,登上高山,饮菊花酒,借以避难。”桓景这一天全家登山,晚上回家,果然家里的鸡、狗、羊全部死掉。从此,民间就有在重阳节做茱萸袋、饮菊花酒、举行庙会、登高等风俗。因“高”与“糕”音同,所以又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风俗活动:做茱萸袋、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举行庙会、登高。

诗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十一、冬至:

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是冬至节。

来历: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

风俗活动:北方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诗句:(唐)白居易《邯郸冬至夜》:“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十二、腊八节:

农历腊月初八。古代十二月祭祀“众神”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 来历: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得道成佛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称为“佛成道节”,寺院每逢这一天煮粥供佛,以后民间相沿成俗,直至今日。

风俗活动:喝腊八粥,祭祖敬神,胭脂腊八蒜。

诗句:清·夏仁虎《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

备注:

龙头节:农历二月初二。

来历: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我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

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

来历:古称上巳(si)节,是一个纪念黄帝的节日。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农历三月三日,也是道教神仙真武大帝的寿诞。真武大帝全称“北镇天真武玄天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真武真君。生于上古轩辕之世,华历三月三日。不少专家倡议将轩辕黄帝诞辰三月三日、上巳节设立“中华圣诞节”,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农历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

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

中国岁时节令有所谓“三元”,指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和十月十五下元。 上元也就是天官大帝诞辰, 唐代以一、 七、 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上元、 中元 、 下元: 上元祭天官, 中元祭地官, 下元祭水官, 各地奉祀三官大帝的寺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庆贺活动。 三官的诞生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

◆上元节---正月十五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

◆中元节---七月十五

中元节, 定於农历七月十五日, 俗称七月半。 传说该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 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的活动。 凡有新丧的人家, 例要上新坟, 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 所以, 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 系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

◆下元节---十月十五

农历十月十五,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下元节,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管赦罪,水官解厄。

整理于2014年8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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